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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明
论到英美自由派与保守派，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句名言：“20岁时不是自由派，你没有心；40岁还不是保守派，你没有脑。”
以我对丘吉尔这段名言的理解，“心”所表达的更多的是情绪，而“脑”更多的是在
用理性进行思考。具体地讲，英美自由派更多的是用心去感受，而保守派比较注重用脑来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演艺界自由派思想占垄断地位，而保守派则多在工商界和华尔街。因为前者生活在一个比较虚幻的环境，可以只用心去感受，而后者却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需要用脑去思考。
有意思的是，目前正在中国媒体上讨论得热闹的中国改革，也有理性VS情绪的论争。近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了对中国改革反思的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群起攻之，而攻击张维迎之“理性”的正是来自于“情绪”或“直觉”，其代表作应该是时评作家鄢烈山的《专家的理性岂能排斥大众的直觉》一文。鄢烈山的“直觉”其实主要包括的是“情绪”，也就是张维迎所不看好的“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而鄢烈山在其评论中也提到：“‘理性’并不是至上的，并不是压倒一切的。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昨天读到一篇题为《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实在忍不住了。”鄢烈山的一句“实在忍不住了”，恰恰是中了张维迎提到的“情绪发泄”的“圈套”，因为“忍得住”还是“忍不住”与情绪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一个“忍”字就说清楚了，“心”字头上一把“刀”。
那么，是不是可以按照丘吉尔的逻辑，认为理性的张维迎更接近英美保守派的“真实世界”，而鄢烈山更有英美自由派人士的“虚幻环境”？正好相反，张维迎自己强调他是在搞理性的学术研究，而鄢烈山则讲他的直觉来自民间大众的实际生活。公平地讲，我同意张维迎和鄢烈山对自身出发点的定位，即张维迎以理性出发，鄢烈山则基于直觉和情绪。
张维迎提供的就是在一个虚幻环境中的学术观点，张维迎倡导的经济学理论是有假设和前提条件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满足的话，经济学理论才可以用来制订经济政策。比如，从经济学来讲，最低工资对工人不利，但需要说清楚的是，人是在有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前提下，才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收入，而户口制度无疑是对许多人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限制。
鄢烈山却表达了真实世界中的一些情绪，即对过去20多年的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公表示不满，比如通过企业MBO，一些管理层占了大便宜，致使职工受损；而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却是支持MBO的，虽然张维迎等在经济学上提倡MBO是没错的，但那是在理论环境之下的正确，而实际执行当中却出了偏差。
在我看来，近年来，经济学家(比如张维迎)对阵时评作家(比如鄢烈山)的论战中，双方都有一个错位，鄢烈山们要求张维迎们不要谈理论、做学问，张维迎们却期望鄢烈山们与经济学家一样理性地去理解经济学理论，在这样的论战中，双方无论进退都难以取得一致。这其实并非是坏事，中国的改革其实是需要这样的论争，因为改革政策的制订既需要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需要从真实世界得到的直觉，两者虽然难以融合，但改革政策的制订者能将这二者统一起来。
中国改革成败不在于经济学理论本身，而取决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对于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前景，更需要询问的是政策的制订者，民众更需要听到的是高层决策的声音。除了张维迎之理性对鄢烈山之直觉的论战外，民众应该更需要“网民热问总理”那样的民情上传，各级政府是不是可以学习总理的开放情怀，也定期与民众进行改革政策的直接交流，而媒体和民众自然也可以对政府提出询问、建议和批评。(作者为高级信息管理咨询顾问，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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