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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2月份货币政策报告显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高达50%，居民储蓄额突破15万亿元大关。储蓄率一直以每年0.5%的增长率上升。巨大的储蓄不仅造成M1、M2之间越来越大的缺口(喇叭口扩大)，抑止利率的合理上升，让银行陷入对流动性的恐惧之中，巨大的储蓄为投资的低效率洞开方便之门。中国的储蓄还履行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客观上为挥霍无度的美国人进行资金供应。
在国内，股市主义者正在鼓吹在巨额的储蓄资金下做多股市正逢其时，而保守的缓慢型制度变革者认为，高储蓄率为金融改革和银行坏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些罗斯托主义者认为高储蓄率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需要的庞大固定资产的投资也需要高储蓄率的对应。另外一些反对者认为，罗斯托主义者他们没有考虑到高储蓄会给金融系统造成潜在的过度震荡，使经济增长模式变得粗放而单调，高储蓄还为一种长期性的萧条埋下了祸因。于是，政府应该想尽办法来刺激消费，尽可能降低储蓄率，比如降到所谓合理的25%的水平。
实际上，这种将储蓄和消费对立起来看的“古典两分法”在逻辑上早就零乱不堪。根据莫迪尼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储蓄的本质其实就是消费。现在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储蓄是平滑消费路径的一种个人主义的选择，这是一种科学的跨期(甚至代际)分析的方法论。于是，一般而言，在终身收入和跨期弹性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比例选择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即使中国高储蓄就像很多学者说的那样是因为预防的原因(养老，下一代教育投资，购房)，而这种预防一定会释放成消费的。这种释放的时间和力度很可能让我们猝不及防。也就是说，中国的储蓄率肯定会下降的。
于是，储蓄率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消费，而在于收入阶层分配方式的制度调整(比如税收制度的改变，可以影响阶层间的永久收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集体性生命周期阶段的改变，以及政府公共保障网的构建程度。
政府公共保障网可以看作是一种政府储蓄，根据爱德华兹的研究，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是反比的。比如香港的强积金计划就可以降低居民对于养老的提前预防和担忧。又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在1987年大规模建立和丰富社会保障体系，于是台湾地区从1988年储蓄率顶峰时期的39%一路下滑。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完善和加强社保体系。从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可以看出，中央的财政资源正在向养老，医疗和教育转移。从长期看，是会降低居民储蓄率的。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冲击(或者叫储蓄冲击)是相当惊人的。比如1980年代后期美国的过度消费就是受“婴儿潮一代”变成“银发一代”的影响。根据年龄变化法则，人们的储蓄积累期最多为30年，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同时，储蓄率递增期最多也就是30年，而且边际增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储蓄率边际增长最高可在1.6%附近，而0.5%的边际增长水平则表明增速下降会在未来5年内出现(以韩国的数据为例)。根据这个假说，似乎可以推测出，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储蓄率会呈现衰减的趋势，随后会在若干年后反转，储蓄率缓慢下跌，跌速会越来越快。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而且，会对世界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可能印度，东欧以及正在年轻化的美国会弥补了中国老年化造成的世界性的储蓄资金缺口)。
另外一个重要的改变储蓄率的方法就是进行税收规则的优化。一般来说，富人的边际储蓄率要高于穷人，那么对富人开征更多的税并将这些税收投入到公共网的建设就很顺其自然，这是已故英国罗宾逊夫人的思想遗产。但是，时下中国有人认为“不要对富人开枪”的观点让人感到非常困惑。比如他们认为对富人进行税收累进和财产清查就是破坏他们的财产权，就是一种卑劣的仇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复活。如有人严格信奉莫里斯的观点：对富人征收过高的税会让这些富人关闭他们的“能力通道”和“资本雇佣能力”，他们会降低自己的才能成为一个懒汉即降低了社会产出，反而恶化了社会就业。莫里斯的学说也许在社民主义横行的国家(如瑞典)非常适用，但是在残酷的社会达尔文法则下的发展中国家，从来找不到任何的实证证明。俄罗斯发生故事是，税收很低，富人们也不愿意交纳税收，也会关闭自己的资本通道，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当然我们要承认，改变税收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府运作必须透明化，政府必须在严厉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原则下进行分配方式的改造。我们要反对一种黑暗的掠夺性的“劫富济贫”，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连阳光下的“阶层收入调整”原则也一概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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