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企业的黄金资本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 王会生

　　人生会拥有很多的机遇。三年前今天，当我成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总裁时，一个新的人生机遇展现在面前，让我思考：我该为企业做些什么？企业的使命又是什么？

　　理性的自省，让我渐渐领悟，办企业就是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员工”。“三为” 的企业宗旨，蕴涵了企业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

　　人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人的存在及其对企业的影响。人需要在一定的群体中存在与发展，群体的存在，就需要建立起和谐的组织氛围。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响亮地提出“以人为本”，充分肯定员工的价值，让员工充分享受公司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与员工个人利益应该得到适当平衡，实现三方共赢。共赢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处理三方利益时的平衡与妥协。共赢的前提条件就是发展，只有发展了，国家、企业和员工才能共赢。只有发展才能注入企业活力，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才能拓展员工的发展空间。同时，发展还是凝聚剂，是在朝目标奋斗过程中凝聚员工的动力。

　　因一人兴，因一人衰，个人命运决定企业命运，这是我国的

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果。当公司建立起一整套公司运作流程时，是管理制度代替权力者行使能够替代的权力，部分权力分散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企业风险降低的过程。企业命运与个人权力，前者更加重要。企业的文化就是总裁文化，或者说主要是一把手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作为总裁需要自省，我的文化怎样才能为后来者所继承，实现有效知识转移，成为公司传统，而不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羁绊？

　　企业管理的目的就是改善制度效率和人员效率。现代企业的管理有二种方式，一是制度管理；二是文化管理。人治管理是权力管理，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但不是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制度管理，依附于现代企业制度所共有的特征，是所有企业的共性。而在共性化的管理制度中，赋予企业自己所特有的个

性文化要素，则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百年老店的现代竞争力，往往来自企业文化的力量。制度管理的基础是对人的强制约束，总有难以顾及的方面；文化管理依赖的是人的自觉与自律，当文化管理脱离制度的基础时，就会游离在制度的约束之外，即使是百年老店也隐含风险。所以，要将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有机结合，使之互相补充，形成强大合力。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而人的管理的关键是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作为企业领导者的重要能力就是尽可能地建立起公平的制度与文化。人才舍弃高薪“屈就”，向往的就是和谐与公平的工作环境。公平是和谐之本。要创造和谐的环境，公平是最基本的要求。

　　三年，是人生一个短暂的时间刻度。作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的三年，却给了我太多的感悟。学习他人经验，进行理性思考，结合企业实际形成独具特色的管理风格，其目的就是要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国际一流的投资控股公司，第一步目标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正在显现黎明的曙光。我在思考，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投资业航母未来怎样才能打造百年老店？

　　资本外逃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亦称资本转移或资本逃避。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稳定状况，反映一国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重要指标。资本外逃涵盖范围广泛，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指那种为规避风险或当局管制而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在我国，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

　　资本外逃现象的成因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资本外逃的原因有多个方面：

　　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 我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人民币汇率有较大波动的可能，财政赤字问题也连年出现以及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等问题，使人们产生悲观预期，导致资本外流。

　　相关经济体制不完善 首先，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乏市场基础，它所实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扭曲了外汇供求信号，投资者只能被动接受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投资者倾向于以资本外逃的方式避免损失。其次，我国的企业制度不完善，未能形成有效的企业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在体制转轨时期必然导致公有资产的外流。最后，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不但金融监管手段落后，监管能力不足，监管法规也跟不上金融创新及资本流动多样化的步伐，使资本外逃有了更大的空间。

　　各种管制缺少灵活性 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长期以来，我国都实行严格的投资和外汇管制，而这些管制又缺乏灵活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资本外逃。

　　趋利避险的要求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从而导致了“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即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待遇。其次，当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为获取高收益，也会引起资本外流。第三，为分散风险，降低系统风险，投资者更愿意在国际范围内配置其资产，从而在其进行资产组合时发生资本外逃。第四，我国缺乏相应的产权保护制度，投资者对国内投资环境缺乏信心，他们更愿意将其资产转入那些规定了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国家。

　　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

　　通过经常项目进行的资本外逃

　　1.贸易渠道。第一，一些企业通过进口高报、出口低报贸易金额的做法，将剩余的外汇收入或多支付的外汇截留境外；第二，通过货到付款或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口单据，骗购外汇汇往国外；第三，利用贸易从属费用骗取外汇滞留境外，即出口时将大额佣金、折扣支付给外商，再从外商手里拿回扣，或在进口时高报价格，将收取的佣金等费用截留境外；第四，将出口货款截留境外或假借进口违规付汇；第五，一些“三资”企业以实物形式投资的设备和材料，报关后又凭报关单和其他伪造的进口单据在银行冒充进口付汇，将资本变相抽逃；第六，利用“空壳”企业骗购外汇，对外付汇；第七，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通过“转口贸易”进行“假转口，真融资”的套汇套利活动。

　　2.非贸易渠道。一些服务业机构或个人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投标保证金、海运、航运部门的国际联运费、国际邮政、电信业务费、广告费、咨询费、劳务费等为名进行对外付汇，实现资本外逃。

　　通过资本项目进行资本外逃

　　1.外商以向我国境内投资为由，实际资本金不到位，而收益却按协议照常汇出。

　　2.以合作企业的名义对外借款，资金不进入，却照常以还本付息的形式向外付汇。

　　3.外商投资企业在资金汇入境内完成验资后，即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名义分批汇出。

　　4.在从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承销的名义，将一部分资金截留境外。

　　5. 一些境外企业将应汇回境内的利润，以外商名义向国内再投资，再将利润以外资名义汇出。

　　6. 对外投资时低估资产的价值。

　　7. 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

　　8. 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9. 通过平行贷款的方式进行资本外逃。一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之间可以用两笔平行的本币借款来进行各自的资产组合，在一定时间内再进行互换，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就有机会获得外币收益并留在国外。

　　10.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以个人名义在海外注册成立公司，通过各种手段向海外公司转移国有资本或在国内非法获取资金后携款潜逃。

　　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本外逃

　　比如，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所谓“地下钱庄”的做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所指定的境外账户。日前，有关部门查获的两个地下钱庄，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非法交易，涉嫌金额都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所谓“手机银行”，就是专做外汇非法交易的人，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只须打个电话，就可以做成一笔汇兑生意，境内是人民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境外是外币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

　　资本外逃的经济影响

　　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冲击，一系列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会变得十分不稳定，利率上升压力增大，汇率存在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有更大的流失压力。当存在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时，政府借款的难度也会相应加大，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政府以较高的成本借入了外汇资金，这些资金也可能通过特定的途径重新流失。

　　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长期看，资本外逃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资本缺乏阶段，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投入。而国内资本流向国外，是将国内储蓄分流，必然相应减少国内的投资，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从短期看，资本外逃具有客观上的紧缩效果。

　　侵蚀税收的基础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造成国内储蓄下降，投资和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减少，这必然影响到国内税源，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外逃的资本不仅能够保持资产安全，而且可能产生额外的利润；但是，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成本，从而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引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报告表明：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我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若资本外逃问题进一步加剧，就可能加剧国内居民的风险预期，动摇对银行的信心，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算

　　由于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不够完善，再加上资本外逃属于地下或灰色经济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无法纳入正常统计，因此，任何关于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都只是大致的估计，而不是精确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会得出不同的测算结果。计量资本外逃的主要方法有两种。直接法，又称“累加法”，是除官方储备以外的所有可以确定的外国资产加上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错误与遗漏”项的数额。间接法，又称“余额法”，是外债增量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减去储备资产增量与经常项目赤字。

　　根据间接法，统计得出如下之“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

　　由中国资本外逃折线图可以看出，中国各年的资本外逃额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从资本外逃的总量来看，考察期的18年间，资本外逃累计达到8538.89亿美元，平均每年约474.38亿美元。

　　(2)我国资本外逃的总量较大，且各年度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明显。因此要充分重视资本外逃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3)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在1998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99年又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时境外资金混入我国套取利差、汇差，或进入A股市场炒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形势发生变化，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剧，导致境外“热钱”在1998年大量抽逃，国内资本也有一部分避险性质的资本逃逸。

　　(4)2001年之后，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大幅上升，按照这个趋势，中国的资本外逃形势不容乐观。

　　(5)由中国的资本外逃与实际利用外资、外债余额、GDP的平均比例关系可以看出，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去了。而且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平均比重大于危机中的俄罗斯和阿根廷，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国际支付危险，主要原因是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使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外汇储备充足，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

　　抑制资本外逃的对策

　　根据多年来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外逃与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有很大的联系，要抑制资本外逃，应该联系资本外逃的成因，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政策，从而从根本上阻止资本外逃。

　　(一)加强

宏观调控，保证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从而减少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改变居民和企业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减少国内资本外逃的驱动力，增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二)对导致资本外逃的相关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推行金融改革。减少利率管理、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同时，建立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充足的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其次，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最后，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增强监管能力，更新监管手段，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法规。

　　(三)逐步取消资本控制。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尽可能提高现行制度框架下的运转效率。对于管制程序过于繁琐、容易给官僚机构带来腐败机会的领域，首先放松管制。同时，将其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冲击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

　　(四)调整经济利益关系，防范资本外逃。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从而减少“过渡性”资本外逃。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吸引外资；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在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的收益水平。完善税收制度，逐渐缩小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税收差距，从而减少资本外逃；建立私有财产、产权保护制度，形成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制，增强投资者对国内投资环境的信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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