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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中
2006年两会，“新农村建设”五个字热得发烫，因为热得发烫，所以令人忧惶。就连“建设新农村”的首倡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对记者表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让农民拆房子、盖新房。“可能有些人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盖新房子，这个理解是不正确的，需要避免。”林毅夫说，在规划新村的过程中，不要乱拆农民的房子(据《中国
经济时报》3月16日)。参加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的赵林中代表对此现象也不无担忧，“生怕中央的好经又被一些人念歪了，变成呼呼隆隆的大拆大建，变成一阵风式的面子工程”(据《东方网》3月18日或《工人日报》)。
诚然，农民手中有钱，生活富裕，推倒旧房建新房，推倒平房建楼房，推倒楼房建别墅，住房追求舒适宽敞一些本无可厚非。问题是，现在不少农民刚解决温饱或刚迈上小康之路，甚至生活还十分困难，就逼着农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不切实际，盲目举债，大拆大建，使之有些本不错的住房或楼房因与“示范”不“和谐”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因与“标准”不“协调”而不得不“推倒重来”。于是，官员为了“形象”、为了“面子”、为了“示范”，也不问农民愿意不愿意，答应不答应，竟逼着农民建楼房、盖别墅。如此“负重拚搏”地“建新村”，让“农民旧债没还又添新债，旧愁没消又增新愁”，凭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挣钱，凭着“牙缝里掏钱”的省钱不知猴年马月能偿还债务。这与其说是让农民享受“新农村”的“新生活”，还不如说是在逼着农民苦着肠胃活遭罪。难怪农民住着别墅非但没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图报，反而还要“满腹牢骚”地“骂娘”。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但一提到“新农村建设”，有些人则片面的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家家盖新楼，户户住别墅”的“推倒‘旧村’建‘新村’”，似乎不这样“创”就不是奔小康，不这样“建”就不是新农村,不这样“喜新厌旧”就不象新农村，俨然以“楼房化”、“别墅化”替代新农村建设。于是，大兴土木，“推”字当头，大拆大建，“建”字当先，但不少地方终因杀鸡取卵，财力不济，农民负担加重，群众怨声载道，非但新农村没建成，反而建成“烂尾村”。不是吗？如果说福建省西坑村靠农民贷款大拆大建建别墅，迅速“崛起”“新农村”的“模范”已是风光不在是最好的“典型”的话，那么其它地方同样不乏也有逼着农民借贷大兴土木盖楼房，“速成”“新农村”的“先进”而夭折的“先进”。
新农村建设，它具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本质特征，它是一个全面、综合、和谐和科学发展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村镇建设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产业互动和村民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而且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也是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通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有机统一体的问题。因而，建设新农村不等于“推倒‘旧村’建‘新村’”，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问题，不少官员之所以明知故犯，混淆视听，以此为荣，是因为“推倒‘旧村’建‘新村’”是看得见，摸得着，易出政绩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所以好大喜功，不遗余力，竭力“扶持”并“推崇”那些漂亮的“新村”，目的是为自己涂脂抹粉。
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而一厢情愿地、不切实际地替农民“规划蓝图”，必然把新农村建设引向歧路，非但农民难以得到实惠，而且必然遭到农民的反对。因此，建设新农村应该立足于当地的实际条件，首要考虑的是多予少取，增产增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首要解决的是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从诸如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教育乱收费、农民孩子上不起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安全生产以及劣假农资坑农害农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入手，而并非是动不动就是“大手笔”地大拆大建的立竿见影，即使确需要拆建也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需要不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劳民伤财，徒劳无功，吃力不讨好。
建设新农村不等于“推倒‘旧村’建‘新村’”，更不等于让农民掏腰包“建新村”。而我们看到的那些所谓“先进”，听到的那些所谓“典型”，媒体宣扬的那些所谓“示范”，似乎都在“崇尚”、“迷恋”那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喜新厌旧”。如此“大拆大建”的“建设新农村”怎么不令人担忧？
事实上，让农民举债建不成新农村，让农民过不上安生的日子更不是“建设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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