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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若森
2002年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朱熔基，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振聋发聩，并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运动。然而在一个英雄寂寞的年代里，尽管其在基层显得是那样的璀璨耀目，并给整个中国社会及其变革均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李昌平终究未能突破其后因此而时起时落的宿命。令时代欣慰
的是，“三农问题”这个数度辗转与徘徊于民间的词汇终为官方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政府红头文件中的专用名词，且经由从民间热论到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演进路线，“三农问题”终于被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004年在中国那个火热的夏天，郎咸平以一场关乎“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主题演讲拉开了其精心策划般的质疑旋风与炮轰浪潮，尔后，其个人在广大民众中名利双收的同时，尚使中国改革戏剧性地被推置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似乎有那么点尴尬与不得不的深刻反思之地。至此，又一场基于主义与问题之争而隆重与浓重带入诸如“反思改革”、“反对改革”、“反思并改革”、“改革不可动摇”等各种利益诉求表达之音并演绎改革方向与路径之意的顺流逆流激情相遇终于发生，人们又开始极力寻求其曾经其实即不曾有过的所谓与脆弱的改革共识。
新一届中央政府的亲民形象业已逐渐深入人心，其中，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里约热内卢国际环保会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业已逐渐被创造性与适应性地演绎成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无不彰显新的中央政府执政思想与治国方略的创新与务实。而真正的以人为本即必须同等尊重每位个体公民，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以人为本”的更大主场天然应在那广袤的农村。
2005年下半年，学术界率先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讨论，而在随后短短的半年之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业已成为政界、学术界、普通农民以及各类各色媒体使用频率极高的短语。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乃事关中国全局的重大战略与历史决策，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亦乃中国改革深度转型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2006年2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以发布“中央1号文件”为始而正式启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从而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理论推向了实践，并且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但让人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城市改革面对诸如国有企业改革、医疗卫生与教育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经营体制改革等多重积重难返之时，如若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战场向广袤的农村实施战略转移，哪怕或许其仅仅是暂时或阶段性的战略转移，则何以保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无论农民还是工人抑或民众，其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其真正能够基于制度保证的实质性利益。正因如此，无论新农村建设亦好，抑或国有企业改革亦罢，只要符合与有利于民众的切身利益，则和谐自成。否则，国有企业改革似乎业已给出了前车之鉴，和谐社会的农村包围城市恐怕亦即很难再现当年南瓜伴我革命行的豪迈与匹夫之勇。
革命与建设在乎运动，而成功的运动无不在乎优化的制度。李昌平与朗咸平在虚拟与现实世界里命运沉浮的迥异其实归根结底均是制度之果。理论是灰色的，号召是红色的，基于根植制度优化土壤的生命之树则常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切实执行，否则任何战略抑或战术与号召均将难现其一厢情愿的美好图景。另外，尚且稍有一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将如火如荼展开与蔓延之时，我们何时还能期待社会主义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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