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能有效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吗

　　■本报记者王宇新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预备会包括多场专题讨论会。第五场讨论会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主持，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伯斯金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何有效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

　　林毅夫：在“

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有关最低工资水平的措施，希望可以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但是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如果最低的工资水平太高，也许会减少一些失业，但是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冷静的税收制，要不断地减少税收之间的差距，然而，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激励措施。对于中国来说什么样的政策是比较恰当的？什么政策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一方面，我们针对最底层的人们提高了最低工资。因我们曾担心，通过推出这个方法，可能会对我们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果是，我们对最低工资进行了恰当的增加，但并没有出现不良情况，证明这个计划非常好，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最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缩小。

　　伯斯金：对有高税收负担的国家来说，它在平衡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换句话说，研究表明，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的税收负担很高，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例如，在税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存在负效益关系。

　　中国想进行额外的税收增收，又想保持高速的发展，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你们要求经济发展，就像一辆高速的列车，不可以使自己的速度非常缓慢。所以我们建议，你们的税率不可以定的太高。

　　斯蒂格利茨：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劳动力或者法律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ＧＤＰ所强调的人类发展的指标，有的国家非常强调教育，有的有较高的福利水平，他们所运作的系统不仅仅涉及到ＧＤＰ发展速度，也涉及到所有的社会指标。另外还涉及到社会平等指标，涉及到创新等等其他因素的水平，这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考虑的指标。

　　高等教育要不要进行私营化？

　　林毅夫：把初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免费提供给所有的城镇农村，是我们中央政府近期做出一个承诺。在我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1998年，中国入学人数有440万人，而在2004年时，猛增到1340万人，入学率非常高。我们对于教育方面物质支持只是翻了一番，可是学生的人数翻了四番。这个差距是靠学生本身交纳的学费来进行弥补的。但是学费的增加，对很多的家庭造成很大的负担。一些学生由于支付不起而被排挤在外；对于无条件入学的学生，虽然政府有一些项目，但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很多学生即使得到了这些贷款，毕业了却不偿还贷款。因此，我们是否应该遵循私营的服务？如果在我们高等教育方面出现这样的私营服务，政府要不要参与？

　　伯斯金：我们对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非常支持。原来我们很多的公共学校是由州进行有关补贴，有的是由联邦政府做出的针对贫困学生的补贴；另外在公共教育体系，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提供许多贷款给学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主要是针对哥伦比亚、哈佛这样昂贵的学校，大概提供了近32000美元的学费补贴。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这是和谐社会很重要一个方面。我非常赞成迈克尔·伯斯金刚才谈到的问题。在美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富裕的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虽然在中国是无法复制这些学校的，在这些大学中，大量的学生是自己付费，还有一些学生可以得到奖学金。所以，这些学校要求学生有很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些所谓的“常春藤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学校并不提供给美国社会各阶层、各背景子弟均等的待遇。我们有一些计划，即增加少数民族子弟进入这些学校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至于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还是要考虑学生贷款的重要作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我们设立了一个很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学生贷款计划”，我们考虑到如果一些学生将来挣不到足够收入时，贷款就不用偿还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也很担心。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大量贷款没有偿还的学生属于大量的所谓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给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弟提供许多很好的许诺，但事实上这些学生没有能够得到相应的收入。

　　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

　　林毅夫：中国发展现在存在一个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问题。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的阶段，中国主要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现在进入了一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阶段。当然，也有人反对这样的观点。请问两位教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伯斯金：公平并不是最好的焦点。我觉得要做的就是非常谨慎地定好目标，然后据此制定出政策，以此改善人们的经济状况。我认为不要搞成把高收入的人拉下来以改变公平的状况。

　　但一定要有强硬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改变四亿人的经济状况就是最大的改善。在人类历史上，脱贫这么多人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中国人，当然还没有享受到这种改变，所以应该把这种经济发展的一小部分用来谨慎地树立目标，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人，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技能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要为了搞公平而搞公平，要避免这两个极端，既不要搞的贫富悬殊，也不要搞的大家都穷，所以要非常谨慎地制定比较合理的政策，以经济发展的方式，去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来帮助那些底层的人。

　　斯蒂格利茨：我补充一点，在好多领域中，这两个观念并不矛盾，既可以获得经济增长又可以获得公平。譬如，如果小孩没有教育、没有医疗，他们会一辈子受影响，国家也会受损。所以针对儿童的教育，我觉得既要照顾公平，又要兼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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