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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国家对银行业的绝对控股地位，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之前，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认为，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外国企业不受约束地并购中国企业可能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而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的提案异常醒目，认为对待外资并购要有底线。
最近一段时间，外资在我国钢铁、银行、水泥、啤酒等领域实施了较大规模的股权
并购。拿水泥来说，国内四大家水泥上市公司皆有外资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外资私募基金充当了重要角色，比如收购哈药集团的美国华平创业投资以及收购徐工集团的凯雷。他们的入股都是一种财务型，意味着以后将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溢价的目标，完成最终“套现”。而溢价的过程，不排除利用控股后形成的垄断地位，来进行价值最大化的“垄断溢价”。
美国花旗领衔的财团对广东发展银行的股权收购可能会和中国政府要求的“25%”上限有冲突，而且温总理已经强调了国家控股银行业的根本原则不能违背。相似的话，美国人也说过，那是在中国石油巨头中海油收购Unocal的时候，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根据Exon-Florio条款，认为中海油的收购行为同美国的经济安全有冲突。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使得跨国收购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由市场行为。国内有一些学者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俘虏，发表了诸如“我们的企业不被收购就会在竞争中被打败”的言论。他们漠视了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投资保护主义的政治倾向。
例如，美国防御外国资本并购的Exon-Florio条款出台于1988年，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的一个条款。原本是对付有着丰富美元资产的日本人，怕日本人的并购会影响美国的技术领先。Exon-Florio条款阻挡了日本人对美国技术行业的吞噬，成功地让日本人把注意力放在美国服务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兼并上。Exon-Florio条款在1993年修改过一次，变得更加苛刻和精细，同时，CFIUS机构扩张很快，他们发展出一整套衡量和评估体系，来判断外国资本并购美国企业的后果及危害。以2005年为例，在CFIUS关注的25起大型并购中，CFIUS毫不手软地否决了13个。余下的12个送交美国总统布什，布什又在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否决了1个。美国在2005年的行为，已经粉碎了美国作为自由市场领袖的神话。
在1990年，美国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CFIUS就否决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对mamco公司的收购，CFIUS的理由是怕航空技术的外泄。在2003年，CFIUS又拒绝了香港李嘉诚的和黄集团的收购，怕香港人形成电讯上的垄断和控制。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世界对于经济安全的重视是高度的。在技术发达、市场竞争充分、资本市场活跃的美国都如此，更不要说中国这样的技术和金融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现在，对于外资并购的防御，更多的希望是放在制订中的《反垄断法》上。虽然《反垄断法》非常重要，但它适用的对象比较广大(甚至此前有一种意见让《反垄断法》承当反行政垄断的功能)。另外，由于《反垄断法》更多的是一种以市场垄断的估测方法来判断(比如市场集中度指标)，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谢尔曼法。美国人的做法是，将外资并购作为一个重要的“点”更为着重地予以考虑；将外资并购同外交政策，国际战略交错在一起考虑。于是，他们成立了更为专业化的队伍CFIUS，让他们更为严酷地执行Exon-Florio条款。
中国也应该建立类似于CFIUS的组织，例如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来对《反垄断法》中外资恶意并购的事件进行调查和判断，像CFIUS一样，吸纳民间商会、协会和一些国内企业的研究部门加入。
在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Unocal、海尔竞投美国家电巨头美泰克(Maytag)以及五矿收购加拿大Noranda铝业公司的过程中，都遭遇到这些国家专业机构的审查。有些收购成功有些可能成功，有些则是失败告终，这意味着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应该根据专业化的风险测量方法和模型，来真实地评估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既不要滑落为兼并放任主义，更不要成为一种新型的保护主义。而是要客观地在安全和竞争的两极上把握一种平衡，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加自主有力，让中国的竞争力循序渐进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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