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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袁晓明
17世纪初，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为了保证自己在国家和教会的绝对权威，迫害那些不承认他是英国行政和教会最高权威的英国人。为逃避迫害，一些英国人逃到荷兰，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居住区。11年后，这群英国人当中的40个人，为能完全自由地崇拜上帝，决定冒险前往环境艰苦但更加自由的北美新大陆。
1620年8月1日，“五月花”船扬帆启程驶向遥远的新大陆，船上有威廉·布莱福特所带领的40名英国清教徒。在启程前，布莱福特与清教徒们订立了一个契约，到新大陆后，要建立起一个平等、公义的社区，全部成员的劳动所得归为公有，每一个家庭占有同等的份额，所开发的土地和建筑的房屋也都归为公有，因为清教徒们觉得那是最能表示平等和公平的社会制度。
在登上新大陆后，布莱福特领导清教徒们严格的执行所订立的契约。可后来布莱福特发现，这种分配平等的制度没有效率，这些原本非常有创造力、能吃苦耐劳的成员们却没有多少动力去努力工作，因此社区产出很低，并且许多年轻人更有牢骚，为什么他们作为单身汉却要为养护别人家的老婆孩子无偿地工作。布莱福特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看似平等的制度不仅无效率，而且还不公平、甚至没有道义，因为只求分配平等的制度是鼓励懒惰、惩罚勤奋。
后来，布莱福特对这分配平等的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所有的土地均等地分给社区的成员，由成员家庭自己耕种。如此的改革以后，社区的粮食产量立即大增。成员除了有足够用的收成外，还可以在社区设立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卖给当地的印第安人。除了自给自足外，成员还用赚来的钱偿还了向英国商人借贷的债务。布莱福特社区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英国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大移民”。无疑，这就是新大陆最早也是最后一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而奠定了美国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五月花”也许是熟悉的故事，却不一定听过布莱福特等清教徒所订立的分配均等之契约和实践。更有意思的是，布莱福特改革社区公有制、平均分配的实践对中国人而言是似曾相识的，当然，布莱福特等的实践范围很小、实践的时间很短，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在计划经济、平等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却涉及到更大的范围、十几亿的人口以及几十年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非常重视分配平等。但是中国用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才发现，一味追求分配平等是不可行的，所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土地承包激发出中国农民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大量的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中国城市、沿海地带，承担起“中国制造”和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开始连续高速增长，国外尤其是西方无论是称“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威胁”还是“中国世纪”，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整体经济水平的肯定。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独立之中国立足于世界，而如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却更加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认同。从中国整体经济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今天中国的改革却遭到很大的争议，甚至全国上下正展开一场改革方向的大讨论。事实上，中国大多民众并非质疑从分配平等到机会平等的转型，按照美国马里兰大学前一阶段在许多国家的调查统计，中国民众中的74%赞成市场经济体制，列全球之首。
对中国改革的争议其实主要来自于对原本属于公有产权的分配不平等，即造成中国人之间竞争起点高低不一，比如，改制前，同属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与一般职工，他们的收入分配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从公有制的定义来讲，他们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也应该平等，可是，在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改制以低价获得了企业的产权后，公有制定义下的产权平等便不再存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竞争的公平。可以有几个方案解决这种产权分配不公、竞争的不公，一是所有人都回到零起点，如半个世纪前共和国建立时的状态，可那将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为中国再也不能承受一次大革命的创伤；二是向前看，即着重解决当今和将来在公有产权上的公平分配，这更容易执行，但难顺民意；三是在创造更加公正的公有产权分配的同时，对过去的重点产权分配进行清理，尤其是对国家资源比如煤炭等的产权应该进行清理，这是有难度但却能得到更公正结果的方案。
上世纪中国有两大历史性的变革，一是中国人突破了封建的枷锁、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起独立的共和国；二是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制。本世纪，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样是一次大的历史变革，改革的成功与否将决定二十一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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