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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与女佣当家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16日 14:51 《商务周刊》杂志

  □文 缥缈

  国资委春节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法规。

  事实上,自1984年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首创“承包”及“砸三铁”以来,企业改
制已经今非昔比,一是所涉及企业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二是这些企业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三是改制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企业经营的本质。这一本质,其实并非“产权”,也非“物权”,而是人权,也就是“经营权”。

  此前很多年来,对于企业,无论规模是大是小,无论民营还是国有,坚持产权至上的人们认为,只有资方的权利是必须捍卫的底线。由此就引申出,相关企业的价值就必然是可以通过改革“重新构造”出来的一种附加值。相关著述,汗牛充栋,我也看了很多,但我发现,其实很多著述者,不算脱离实际,也算信口开河。对于企业,他们了解的并不很多。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高效率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在看重经营成本的测算以后,总会有些人以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越经济。但事实是:随着规模的扩大,边际效益是“恒降”的,因此出现“有规模但不经济”的企业界“

恐龙现象”。

  对此,最合情理的经济解释,是由于道德因素的制约——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增强,这种复杂性同样是损耗能量以及资源的,这些损耗使“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好处相互抵消,所以“有规模”也可能“不经济”。由此带来的“代理人”的问题,成为规模化所派生出来的一道“硬伤”。

  与“代理人”同样,我们必须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此前我在本专栏曾经为读者们介绍过的“傻钱”。

  说到底,“傻钱”对于的企业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是特指那些“不经济”的钱。我们必须承认,“企业不经济”的实质,不仅仅是由于企业里国有投资或私人投资的泛社会化,也不仅是代理人对于国有企业背后的国有债权的私有化。说穿了,如果把企业的规模与发展目标,建立在“傻钱”必须“受损”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一改革势必无以为继。

  重要的问题在于,“傻钱”是真“傻”的吗?这个疑问,自古就有:“天地物产,只有此数。一人华服,必有数人受其寒者;一人鼎食,必有数人受其饥者;一人作淫巧,必有数人倾其产者。”(《曾国藩家书》)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找寻重新认识并且分析企业的学术工具,我们努力寻求的是一种新的管理与发展对策,以期更好地说明:企业是什么?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是什么?企业如何保持其持续的竞争优势?

  最终,人们把落脚点归于“女佣”与“雇主”,以期可以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最终希望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大体上的回答。对于“女佣”的职业内涵,人们的认识也逐渐开始深入。

  事实上,现代企业就是“自由人权”的载体。女佣并非只意味工作与职业,如果没有其他内涵,只具有职业性的简单特征,那只是传统的企业理论。现代企业中的女佣,并非“职业”的代言人,而是定位于社会化的“资本”的代言人。在一个企业的内部,“她们”本是其沟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亦既“傻钱”的代言人。

  在传统经营的概念之中,从不把“女佣”作为某种企业利益的动力来源,只是作为获取“傻钱”的一个动力工具。女佣们不能染指企业的资源,而且为此建立起无数法律强制,以及无数的游戏规则。

  就我个人的观点,现代女佣,是能令“傻钱”实现增值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当然,她们已经不是“为雇主个人服务的人”,而是一些“能够获取稀缺资源和贯彻组织架构”的人。这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女佣完全不同。但与此同时,由于女佣个人素质的提升,她们有可能为雇主服务,也有可能一脚就把雇主从他们自己的家中踹出去。

  很显然,今天的企业,如果不涉及制度内在的构造,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女佣当家”的某种特征。企业改制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女佣的“约束机制”的严重缺失,必须被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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