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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庭
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提出建议：“高薪养医”。他认为应该降低药价，同时，提高医生技术性服务的报酬，即在医生门诊费外加收固定的“处方处置费”。
“高薪养医”解决得了日益激化的医患关系吗？救得了医疗腐败吗？显然，医疗领域的问题，是不可能因为“高薪养医”而一劳永逸的，如果操作得不好甚至会走向反面。然而，我仍然认为，“高薪养医”是医疗体制改革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高薪养医”，医患矛盾和医疗腐败就很难有走出泥潭的可能。
有调查显示，现在绝大多数“主治医生”以上职称的医师的“合法”收入，每月不超过4000元人民币。培养一名医学学士需要五年，医学硕士则需要七八年。生命无价，与医生掌握的信息资源和创造的价值相比，医生的合法性收入显然偏低。为了获得与其职业相当的收入，医生就会利用信息优势鼓励多用机器、多用药，甚至极力抬高医疗器械的价格。
每一个“天价医疗”，实质是天价的医药器械费，而不是诊疗护理费。有评论者说得好，现在是“机器看病、医生打杂”。在医院的广告牌上，招徕顾客的，往往都是又引进了哪一国的先进设备。医院的机器是越来越精密，但“人”的作用却越来越小。新华社作过一个报道，一个普通的心脏介入手术，“患者花在医疗器械上的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的84%，而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占不到手术费用的4%。”
更多地使用“药”而不是使用“医”，这正给了“医药销售代表”(俗称药鬼)以可乘之机。因为，通过“招标采购”等正常渠道“进货”无法获取灰色收入。不仅医院和医生拿了非常不透明的“回扣”，更可怕的是，还滋养了一批从中渔利的“药鬼”。多年来，“以药养医”的局面总是难以消除，甚至看不到一丝扭转的迹象。经济学者汪丁丁在《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应该使他们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
“高薪养医”的道理也在于此，这是一种激励机制的矫正。这种激励，更重要的是，让医生的薪资放到阳光下，看得见摸得着。在医院的泛行政体制中，能够获得较多好处的，往往不是那些普通医生，而是医院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他们才有医药的采购权和定价权。
医生与法官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法官作为司法过程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他的良知是最重要的。为了让法官能够公正司法，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高薪制”，法官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同样，医生作为生命的守护神，他们的良知更是无比重要。“高薪养医”、“处方处置费”，为的就是让多劳者多得，高技术者高薪。然而，现在普通医生的低薪资和话语权缺失，往往使得医院里“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在这种异化的激励机制压抑下，拥有再多良知的医生也将无法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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