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愤青断章取义痛批张维迎恐有失厚道

　　木木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撰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显然刺痛了人称“时评家”、自号“老愤青”的鄢烈山崇尚“直觉”的神经，于是“老愤青”“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奋笔撰文《经济学家的理性岂能排斥大众的直觉》，来痛批专家、学者的理性，以为大众的“直觉”伸张正义。

　　其实，无论是张维迎还是鄢烈山，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都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同为精英阵营而彼此意见不一、有所争辩，本无可厚非，但笔者以为，这种争辩最起码也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而不能先断章取义的歪曲对手，再给其当头一棒。然而，拜读了鄢烈山的大作之后，做为大众一员的笔者的“直觉”却是无论对错，鄢烈山都多少有些狡黠的不厚道。

　　鄢烈山在自己的文章中言：“作者认为理性思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于他所说的‘换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这三方面本文不予置评，单说其中一点。他认为:‘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显然，他是轻视直觉判断的。”

　　这里，不妨先看一下张维迎在谈到鄢烈山所指的“其中一点”时较为完整的一段文字：“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例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笔者以为，从上述比较完整的一段文字中应该不难看出，张维迎强调的是一个学者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张维迎认为：“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张维迎的观点在鄢烈山的笔下却成了：“显然，他是轻视直觉判断的。”笔者不知道鄢烈山的“轻视”两字由何而来，难道说认为“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就是“轻视”直觉吗？但是，鄢烈山却就这样用一个“轻视”，把张维迎思想中直觉相对于理性的有限性歪曲成了直觉和理性的矛盾对立。

　　鄢烈山这样“轻视”张维迎的观点是不是多少有些断章取义呢？

　　断章取义在先，轻视歪曲继后，然后展开义正辞严的批评，笔者看不懂鄢烈山究竟是在批评张维迎呢？还是在批评自己心中另外的对象？

　　鄢烈山在文章中言：“理性地思考当然好，但若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则是不可接受的。……我不想指责那些动辄强调‘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的专家学者意在坚持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宁肯认为是他们的傲慢和自大使然。”

　　这里鄢烈山通过对张维迎思想的主观推理，似乎仅仅将理性思考归于了专家、学者，而认为大众的发言就只是直觉的判断。在这种主观的推理中，鄢烈山很是巧妙的将专家、学者同大众的意见分歧，移形换位成了理性和直觉的对立。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完成了这种移形换位，鄢烈山又言：“事实是，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比如，那些‘论证’医改是成功的、教改是成功的、中国的贫富差别并不大的管理部门新闻发言人和学者，可以搬出一大堆数据，讲得振振有词，其可靠性终究不如老百姓来自生活的感受和直觉。”

　　这里鄢烈山似乎忘记了或者说是故意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言指医改不成功、教改不成功，以及中国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事实上同样不无某些管理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学者。其实，鄢烈山应该也知道这点，所以在自己文章中才用了“那些……的管理部门新闻发言人和学者”的说法，然而，既然知道“那些”充其量仅是一部分人，又为什么要用这一部分人的错误来证明“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在接近真相方面不及普通人的直觉判断呢？请问鄢烈山，这样说究竟是意在批评“那些专家、学者”呢？还是意在批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也就是“理性”的方法？如果是批评专家，学者，你总不能因为不赞成其思想、观点，就要否认其据以得出这思想、观点的“理性”的方法吧？难道人就只能直觉而不能理性？如果说以专家的理性排斥大众的直觉是一种话语霸权，那么反过来以大众的直觉排斥专家的理性又是什么？难道不同样也是一种话语霸权？

　　当前，对改革出现了种种反思、批评、争论。客观的说，大众的直觉(事实上是直觉，而不论其是大众的还是专家、学者的)能够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却未必能够分析透彻问题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严格的说来，如鄢烈山将“理性”归于专家、学者，将“直觉”归于大众的两分对立原本就是一种错误，事实上，大众同样可以有理性，而专家也未必不会出于直觉而判断。

　　笔者以为，在反思改革中，无论是对于专家、学者，还是对于大众而言，理性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否则就很有可能走入非理性的狂热的误区。当前，教育、医疗、住房三大问题引人关注，一般公众对改革的激烈质疑甚至批评和反对也大都由此三大问题而引发。笔者不否认，这三大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未能得到理想的解决，都需要直面问题，但正因为这样，就更需要“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出于“直觉”的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然而，这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却恰恰是一般公众舆论(特别是反映在网络世界里)的一个特点。这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如果最终不能归引到“理性”之路，则很有可能演变成为非理性的群众狂热。中国因为非理性的群众狂热而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维迎“理性”的反思改革至少从方法上无可厚非，而鄢烈山将专家、学者的“理性”和大众的“直觉”截然对立，并在此基础上为所谓大众的“直觉”争夺话语权的做法，倒是真正值得警惕的。毕竟，任何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出自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都应当以“理性”为归宿。鄢烈山当然可以自诩为大众的代言人，但请不要霸道的剥夺了大众“理性”思考的权利。更请不要拿所谓“比如美国总统，他在作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但最终拍板，靠的还是他的直觉”这样想当然的故事，来呼悠中国的老百姓了。难道美国总统真的向鄢烈山先生传授了如此的决策之道？那又是哪一位美国总统传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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