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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彭兴庭
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提出建议：“高薪养医”。他认为应该降低药价，同时，提高医生技术性服务的报酬，即在医生门诊费外加收固定的“处方处置费”。
有调查显示，现在绝大多数“主治医生”以上职称的医师的“合法”收入，每月不
超过4000元人民币。医生的合法性收入显然偏低。为了获得与其职业相当的收入，医生就会利用信息优势鼓励多用机器、多用药，甚至极力抬高医疗器械的价格。新华社作过一个报道，一个普通的心脏介入手术，“患者花在医疗器械上的钱占到整个手术费用的84%，而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和手术费，占不到手术费用的4%”。
更多地使用“药”而不是使用“医”，这正给了“医药销售代表”以可趁之机。不仅医院和医生拿了非常不透明的“回扣”，更可怕的是，还滋养了一批从中渔利的“医药销售代表”。经济学者汪丁丁撰文指出，“为了使医师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应该使他们获得与创造价值相应的合法收入”。
“高薪养医”的道理也在于此，这是一种激励机制的矫正。这种激励，更重要的是，让医生的薪资放到阳光下，看得见摸得着。
医生与法官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法官作为司法过程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他的良知是最重要的。为了让法官能够公正司法，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的是“法官高薪制”，法官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同样，医生作为生命的守护神，他们的良知更是无比重要。“高薪养医”、“处方处置费”，为的就是让多劳者多得，高技术者高薪。然而，现在普通医生的低薪资和话语权缺失，拥有再多良知的医生也将无法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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