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零和博弈 环渤海各省市亟待建立对话机制

　　编者按

　　“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我们这样形容环渤海经济圈规划的姗姗来迟。虽然早在1986年“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就被提出来，但是真正进入“五年计划”已经是20年之后了。当抛却诸如国有经济比重大，产业机构趋同......等种种因素，对于环渤海的各省市来讲，接下来实现共赢局面的过程，也是求同存异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陈黛 发自北京

　　当滨海新区的发展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后，与之呼应的一系列关键词——“京津冀”、“环渤海”、“河北曹妃甸”也成为两会的热点。

　　而客观上，GDP、招商引资额等评定政府绩效的硬指标依然存在，让“环渤海经济圈”内的各个省份真正形成相互依存格局，还是一个“理想”，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因为大家的关系是竞争多过合作。”曾经担任过辽宁省副省长的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赵新良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互不相让”的环渤海

　　京津冀的历任领导，从来没有承认过京津冀的竞争格局。相反，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加强合作，如何达到优势互补，如何实现资源整合。

　　2005年5月，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出席“《财富》全球论坛省市长座谈会”，在谈及北京和河北的关系时，他深情地表示：“如果没有北京周边地区的发展，北京就是一片孤岛，长期、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北京的发展后劲还在于京津冀合作。”

　　在两会以及此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岐山也多次表示，北京要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机遇，加强与天津的进一步合作，建立交流和合作的长效机制。

　　而河北方面，京津冀的建设也写入了河北省“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积极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

　　因此，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京津冀的合作，领导们都已经形成了共识，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戴相龙还向记者透露，在提出在北京和天津之间修建第二条高速公路的设想时，他和王岐山曾经是“一拍即合”。

　　但也有官员对于环渤海经济圈各省市间的竞合状态提出思考。赵新良就直截了当地表示，“建立环渤海经济圈”这个口号已经提了20多年,但进展情况并不理想。“主要在于各地方对于互补的形势认识不够，竞争又很激烈，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硬指标的考核，只要有招商引资的机会，各地都会说自己好。”

　　以港口为例，目前，环渤海区域内有大小港口20多家，在京津冀区域，有天津港、秦皇岛港、唐山港和黄骅港等四大最具实力的港口。以前，由于黄骅港以单纯运输煤炭为主，与其他港口冲突不大，但随着黄骅港向综合性港口发展的转型计划的推出，四大港口的正面竞争已不可避免。

　　1992年，唐山港成立时年吞吐量是7.9万吨，而当时天津和秦皇岛是2000多万吨。到了2003年，唐山港的年吞吐量达到2000万吨，这时天津和秦皇岛两个港口则都已超过了1亿吨。市场越来越大的同时，竞争也更加激烈。

　　“在过去的竞争态势下，大家只能打价格战，互相压价，互相打击。这种后果就是，运量增加了不少，但运价下降，企业的利润反倒降低了。这其实是一种内耗，应该尽早提出整合的方案和计划。”赵新良说。

　　港口仅是京津冀一个产业的交叉情况。

　　对于港口来说，其经济腹地的影响力决定了港口的生存与发展，而四大港口客观存在的“腹地交叉”的现象，让众多领导者和经济学家束手无策；由此形成了“腹地竞争”以及区域内的行政分割，都成为了中央政府在力图打造环渤海经济圈时，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呼吁对话机制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是一个好的方向，值得努力。“只要是按照市场的联系，按照产业分工，把基础设施加强，各地再发挥比较优势，前景应该不错。”林毅夫说。

　　而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直言不讳地向记者表示：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难点是形成统一的市场。政府需要靠改革、靠创新机制来解决，统一市场中不允许条块分割。“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最主要是打破行政条块阻隔，妨碍市场自由贸易的东西一定要消除，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要在加强自身制度、法制建设上做文章。”吴敬琏说。

　　赵新良向记者表示，要达到整合资源、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从组织层面上需要一个对话机制。如从去年开始，由辽宁省发起，由东北三省和内蒙等四个省区共同参与的“政协主席论坛”就是属于这种对话。而对话机制的缺失，也是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收效甚微的原因。

　　“由各省的政协主席对话，谈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在对话中形成共同认识，再将意见和建议提交给政府。这只是发挥了献计献策的作用，但如果条件成熟，就可以转到党委和政府层面上来操作了。”赵新良说。

　　“现在环渤海经济圈还存在着明显的‘博弈’氛围，有点你上我下的味道。”赵新良认为。

　　比如一些经济发展硬指标的存在，政府会竭尽全力地将外资拉到自己的区域，企业有时想向外发展，却也不得不看政府的“脸色”。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党委书记姚和清向记者表示，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着，但还是能够协调的。

　　“企业肯定是要挑选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最能够赚钱的业务。政府的行政命令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完全左右企业，毕竟企业要生存，要产生利润的。”姚和清说。

　　所以，吴敬琏建议，各地政府不该介入具体的经济事务，应该只抓宏观管理，政府的考核政绩的方式也要逐渐转变，要从单纯经济产值评价转向综合指标评价。同时，税收体制也要做相应改革。

　　市场力量初现

　　当滨海新区成为此次两会上的热门名词后，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李亚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滨海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正在同时进行。这个建设包括了要加快进度的十大在建项目，十个工作已经到位准备开工的项目，以及十个正在进行前期工作的项目等等。

　　而戴相龙市长将滨海新区的首要任务确定为“服务”，他说：“滨海新区的作用就是：立足于天津，依托北京和河北，服务环渤海，面向东北亚，用其得天独厚的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的功能优势和资源丰富、广阔腹地等优势，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同步发展。”

　　“其实，各个地区有自己的腹地，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京津唐地区的优势是研发能力，是大企业的总部中心。而辽东半岛是具有工业优势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有装备制造业，也有开放的出海口，从而连接东北亚。”赵新良说。

　　但是，如何让特色不同的地区发挥出各自优势，联合互动，从而创造出共同优势，赵新良认为，哪怕是自己很有优势的产业，也需要整个区域的协调配合，而不是自己“一条龙”地贯穿始终。

　　“比如滨海新区的工业，如果以装备为主的话，其他零部件就应该分布在周围，形成一个组合。具体说来，就是研发、组装、营销由滨海新区的龙头单位负责，零部件和原材料提供由其他地方来做。回头来看，上海有沿江九省的配合，深圳也是如此，逐渐转向研发中心。”赵新良说。

　　而滨海新区与周边省市还未形成这样的关系。赵新良还表示，目前围绕着滨海新区形成“众星捧月”的情况。但“一个地区如果从头到尾地搞‘一条龙’生产和服务，那就不会形成一个合理的生产力布局。”赵新良表示。

　　合作不单倚重“政令”

　　全国

人大代表、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用“东京-横滨”这个组合来解释京津冀和环渤海：“国际上很多国家的首都旁边都有一个经济发达城市，因为首都的定位是政治经济中心，旁侧再设的是经济中心，比如东京和横滨，北京和滨海新区也可以形成这样的格局。”

　　侯自新认为，滨海新区要发挥带动作用，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协调，一个是统一。“京津冀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但是涉及到产业调整、资源调整，三地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吴敬琏则表示，上述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存在，以前用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用行政协调解决，但没有效果。而长江三角洲能够打破行政分割，主要原因是那里以民营企业和外企为主，政府主导不了。

　　“区域协调发展，靠行政命令和调解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长期对话沟通，明确了共同目标，用内在的积极性作动力，才能尽早使环渤海经济圈发挥出真正作用来。”赵新良向记者表示。

　　专家认为，京津冀都市圈日渐融合步入实质性阶段时刻，应当成立一个跨地域性的协调机构来对三地交叉较多的行业如港口、机场等进行布局和规划，并统筹安排。

　　吴敬琏也在此次两会上透露，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已经完成京津冀发展的前期规划，目前已报中央。同时，吴敬琏正在牵头做配合该规划的细致规划，预计该课题年中可以结题，届时京津冀一体化将有更具体的操作措施。

　　侯自新说，如果滨海新区10年内没有发展起来，没有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增长极，就是一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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