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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一切统计学意义上的指标只不过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引入的工具。顺差、税收、就业率、GDP这些颇为宏观的概念必须体现为国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显示其存在的必要。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进行小康社会建设，注定将是艰难复杂的。按照一般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加快本国产业升级，因为当一国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就会提高；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基本验证着这一规律，除了初级制造业，在以家电为代表的一些资本加人力密集度相对较高的行业，中国企业已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更棘手的是，宏观与微观经济间并未表现出本应表现出的一致性。这种反差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便是，虽然我国GDP总量已经超越意大利而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全球分工下的中国企业，每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飞机。
自去年以来，针对改革的反思不断深入，在这场可以基本简化为效率与公平的思辩中，固然可以引出不少事关分配、再分配的政策调整，但无论如何不应该、也不可能被绕过去的最重要的前提却是：如果不能把蛋糕做大，把微观基础夯实，全民富裕永远只能是句空话。
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除了内生于特定的要素结构，更来自于经常发生的资源错配。譬如说，因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中国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较低的利率水平，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最终结果便是：一方面推动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由于闲置生产力的普遍存在，企业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涨，而随之而来的利润率恶化，更不利于企业自我积累以及职工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增长。很显然，这完整地构成了一个表面自强化的怪圈。
从现象看，这似乎是一个如何发展而非为何发展的困局，但事实上，它深刻地反映出发展目标的某种偏颇。抛开广遭诟病的部分官员扭曲的政绩观不谈，最起码，国家的产业准入政策、投融资管理体制等，未能明确地回答是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还是追求国民利益的最大化。2005年以来，整个社会投资呈现出利润向以国有垄断为特征的上游企业集中，而竞争性、非公经济为主、吸收就业较多的下游企业利润不断摊薄恶化的趋势，由此造成的第一次分配失衡很难通过二次分配完全矫正。
回顾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分别来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以及80年代后期在城市进行的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国企改革、信贷改革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不难发现，这些艰难的体制变革所以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充分调动了企业、个人的生产和创造潜能。
我们高兴地看到，正在召开的“两会”进一步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所有这一切，其实很好地回答着“我们为什么发展”，以及“我们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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