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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淇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美德在于提供了“自由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竞争的加剧也正使得竞争开始偏离公平的轨道。在中国，伴随竞争而来的商业贿赂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产业化”——绝大多数商业活动的参与者已经开始接受并确信商业贿赂是一种“规则”。
问题的严重，已经引发了中央政府对治理商业贿赂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将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确定为打击商业贿赂。各相关的中央机关和司法部门也开始在立法和行政措施上采取行动，以期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能够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一种主流的舆论观点认为，解决当下商业贿赂的犯罪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大惩处犯罪者的刑罚力度，或者出台类似于《反商业贿赂法》的专门立法以及制定更为详细的行政管理规则。
不过，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观点只是简单的逻辑设想，最终结果可能依然无法有效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原因在于，即使出台那样的法律，我们依然无法解决一个目前已存在的，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如何发现“犯罪嫌疑人”。因为基于通常商业贿赂犯罪的“一对一”特征，可以想象，在更为严厉的刑罚之下，过去已经严密的犯罪默契将更加地“生死与共”。
因此，要从根本上打击中国的商业贿赂犯罪，最紧要的事情或许并不在如何大幅度地提升刑罚力度；也不在于制定更多的行政管理规则；而是应当尽快地在现有的诉讼法律中引入“污点证人”制度，也就是豁免或在一定程度上豁免那些首先向司法机关认罪，并提供犯罪证据的当事人的罪行。而且，基于大多数商业上的行贿者最初并非出于“自愿”，而仅仅是由于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不得已才实施犯罪行为的基本事实。所以，通过“污点证人”制度来豁免那些协助司法当局发现整个犯罪事实的当事人罪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瓦解当事人双方在犯罪实施中的默契，进而将有可能有效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更多出现。
而通过保护那些帮助司法机关有效发现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制度设置，不仅可以从心理，而且在结果上，都将可能对商业贿赂行为的进一步加剧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否则，不仅将导致发现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且也将使得发现犯罪的成本大大提高。
而且，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双方当事人的默契造成一种无法逾越的成本障碍。换句话说，污点证人制度的存在，将使得商业贿赂给当事人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为降低，而风险大幅度上升。借用犯罪经济学的观点——当出现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的时候，犯罪将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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