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 已经接近拉美国家

    本报记者 张立栋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就劳动就业以及分配不公等目前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名为《制度逆向安排：劳力剩余、失业严重和分配不公的深层症结》的报告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周教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前，记者来到中央党校，就其中一些话题与周教授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您一直关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并认为只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若干重大难题，而目前有关部门的政策有利于这些企业的成长吗？

　　周：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实施的是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而一国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多，则中等收入人口比例高，失业和就业不足导致的贫困人口比例低，收入分配的差距要显著小一些。

　　中国目前实际上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并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特大、大型、中小和微型等不同规模企业生态结构系统中，特大和大型企业与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差异较大。在政府政策方面，由于政府鼓励做大做强，实际工作中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特大和大型企业能享受的政府政策性照顾和争取到的各种政策优惠要比中小企业多得多。其次，在利用政府关系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特大和大型企业法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高。还有，在融资方面，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是银行集中度较高，几家到十几家银行垄断了全国的资金市场，特大和大型企业有雄厚的资产，因此，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投放给它们；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可以抵押的资产微薄，担保体系又不完善，为其贷款服务的中小银行很不发达，在资金市场上很少能获得贷款融资。

　　记者：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警戒线，您认为如何能够通过调节企业结构来缓解这个问题？

　　周：我认为，在市场调节下的企业规模结构是合理的，这可以使基尼系数被缩小，这种较为公平的初次分配，是市场内生的基础性的公平。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少，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小，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导致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比例就大，收入两极化的状况就很明显。这就是政府干预和限制导致的市场扭曲性不公平。因此，一国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是除了社保、政府转移支付、税收调节外，收入能公平分配的最基础性的方式。

　　记者：谈谈您文章中所提到的“拉美陷阱”问题。就中国实际而言，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周：首先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据统计达到0．45，已经接近巴西（0．59）、委内瑞拉（0．49）、智利（0．57）等拉美国家。我认为中国要用自己的办法，比如用减缓农民进城的办法，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用重点发展农村、放慢城市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试图控制和缩小分配差距。在不彻底改变目前中国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和歧视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下，实际上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如不进行调整和改革，中国未来可能会滑向“拉美陷阱”。

　　我最近所作的研究报告，其核心结论是：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扩大城镇就业容量讲，也就是真正建设和谐和公平社会的角度看，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改革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不规范行为，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在战略和体制上向加大计划调节和公有制经济比重“动摇”，在就业和社会公平方面就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记者：中国目前和未来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城镇失业严重的社会难题，那么，除了人口多等客观条件，能否从制度层面的变化来正面加以影响呢？

　　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其就业结构转型快慢，就业容量扩张得理想与否，决定于投资和创业的活跃和企业的数量，决定于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决定于城市化的程度，决定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又与其宏观整体的资源配置方式、所有制结构和工业化战略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看，据经济普查，2004年对乡镇企业缩水后的中国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为59∶21∶20，此就业结构为日本1915年时的水平，韩国1965年左右时的水平，中国台湾1955年时的水平。按照2004年人均GDP水平和GDP的三次产业结构衡量，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偏差：农业劳动力高15％－20％，工业低6％－9％，服务业低8％－12％。不包括在城镇务工的11000万农民工，农业产业中还剩余15000万劳动力。

　　从城镇就业形势来看，如果按照1990年的城镇人口从业水平推算，2005年城镇人口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17．74％。由于人口动态规模巨大，今后5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劳动力、消化往年失业等四大就业压力，需要每年平均提供240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每年劳动力就业缺口将达900万－1100万，2010年时将在城镇积累1亿左右的失业劳动力。而从分配差距来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专家们的结论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经达到被认为容易发生潜在社会动乱的0．4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

　　我认为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于政府的制度安排是不是有利于和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容量的扩大。而目前有关制度安排和供给与劳动力需要转移和就业的有关制度需求，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制度和政策实际是一种阻碍就业结构转型和就业容量扩大的逆向安排。只有对症调整发展道路、修改制度和设计出台政策，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业不足问题，实现中国社会初次分配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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