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晔：与国际一流银行的差距不等于改革方向

　　胡晔

　　财务重组后，各国有控股银行纷纷提出了建国际一流银行的目标。何为国际一流？许多人以发达国家银行如花旗集团等作为标杆，来认识国际一流的涵义，由此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国有控股银行的差距便成了缺陷和问题。

　　于是，有了问题改革便有了方向。对照发达国家银行现实的做法，国有控股银行目前没有的就应尽快建立，诸如发达国家银行普遍实行的是事业部制，国有控股银行就应该实行事业部制。

　　事实上，银行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两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差距，而改革生产关系是为了适应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非他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差距并非改革的着力点，而是发展的动力，是弥合的目标。

　　银行作为社会整体一分子，其改革不能游离于社会其它单元独立进行。细思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不难找到环境的原因。诸如：

　　大总行、大分行的体制设计及管理职能的重复履行，职能雷同的省分行和市分行管理机构存在于同一城市造成了资源浪费等。仅从银行看，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但从整个社会看，银行这一问题的存在似乎又有其合理性。

　　

中国经济状况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环境中运行，而中国现阶段的政府拥有相当的金融资源，且在经济改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控股银行体制架构的实质与政府架构的设置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一同质性，便于银行与政府的沟通并服务好政府这一大客户。政府机构存款80%以上集中于国有控股银行，就说明了这一架构的优势，因此银行架构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社会性资源浪费向银行的传导，如果银行先于外部进行剧烈的内部架构变动，是否会影响政府客户的收益，值得研究。

　　另外，与西方银行相比，中国的银行人员相对较多、人均管理资产相对较少、服务客户效率相对较低。仅从银行的数字和服务的现象来看，确实如此，如按揭贷款在澳大利亚的银行，平均5个半小时就能办理完毕，而在中国的银行可能5天也难办完，究其原因，和外部环境不无关系。

　　澳大利亚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诚信程度较高，个人征信体系建设较为完善，银行凭借个人的纳税凭证就可办理按揭。而中国则不然，个人征信体系正在建设之中，造假行为尚未能得到有效打击，因此银行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客户诚信调查。法人客户的服务也是如此，银行亦需要更多的人员更多的时间对客户进行管理，加之中国人口众多，服务的客户数量相对较大，银行自然会有人员相对较多、人均资产和效率相对较低等问题。

　　除了外部环境，

银行改革也要与内部环境相适应。如，银行员工思维、内部各种体制、各种机制、基础管理等多种因素。任何一种因素单方面改革都会触及其他因素。

　　变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体制改革已提了多年，且在实践中采取了多项措施加以实施，但时至今日并未完全做到，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导源于基础管理。

　　我们的会计核算，信息系统基本都是以产品为中心的思路设定的，数据的生成自然主要体现的是产品的贡献度，由此，在考核指标的设立时就难以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考核导向，继而在实践中就不断地体现以产品为中心的服务思路。

　　近年来，国有控股银行采取以岗定酬、拉大工资差距、业绩与薪酬挂钩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和基础管理等的不配套，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

　　比如：“拉大收入差距”和“以岗定酬”等在人力资源管理未能良好解决“我为什么不能当”和“我为什么不能做”的情况下，使部分员工在“都是领导任命和安排的”思维下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导致个别人心理严重失衡。“业绩与薪酬挂钩”在业绩价值管理体系尚未切实建立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导致小团体分配的平均主义和新的分配不公等。

　　上述描述并非是想降低银行经营追求的目标，而是因为改革乃综合性工程，不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金融改革必须要社会参与，实行综合配套改革，稳步推进，实现“综合发展、和谐推进”。银行必须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设计内部的改革，不可就问题论问题，就专业论专业，要进行整体研究，实现“集成改革”。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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