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新的转型 增长机制转变成当务之急

　　作者：李乐、朱紫云

　　GDP、外资、外贸，这些为政为商的“神圣指标”正在被颠覆，以往片面的评价指标体系遭到空前质疑。这些变化体现在本届两会的会场上。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转型，而适应这场转型的为政之道、为商之道也在2006年的 这个春天破土而出。

　　中国的企业在寻找自己的“蓝海”，中国的农村同样在寻找自己的“蓝海”。而这些时代特质赋予了本届两会太多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下一步，世界在关注，中国在思考。

　　本报记者 李乐 朱紫云北京报道 “尽管大家不敢摆到台面上抱怨，但实际上各级政府都被GDP指标压得喘不过气来。”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无奈地说。因为他知道，国家有增长指标，所以层层分解、层层落实，而官员政绩在过去恰恰主要是通过这些硬指标来体现的。

　　3月7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共绘“十一五”蓝图的记者招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多年没有转变过来，体制性障碍之一就是以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首要因素。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嬗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除了上述原因，吴敬琏提出根本的体制障碍还包括其他三点：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二是要素价格、资源价格扭曲；三是由于财政收入中很大部分来自

增值税，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是75%和25%，这就使得各级政府过分关注产值的增长。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直言，在重要要素资源、稀缺资源方面，政府仍然掌握比较大的配置权。要把更多的资源让给市场、让给企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由政府主导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主导。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表面上看是由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增长方式转换成低消耗、高效率、环保的增长方式，但是这只是一个现象，深层次原因是一个增长机制的转换，而增长机制转换本质上来讲是要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转变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来看，政府要逐步退出掌握过多资源配置权。政府的行为和政府的追求是相关的，但是政府的追求和市场主体的追求又不完全一样，这样政府过多掌握对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最后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全社会的低效率。而且其中还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从本质来说都是资源配置权过度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结果。

　　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政府应承担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把不该有的权力交给市场和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作为市场维护者和监督者的作用。政府掌握过多资源本身就是一种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又没有很好监管市场，这两者都不到位是政府没有很好转变职能造成的。因此，“十一五”规划中，比增长速度更加重要的是增长模式的转换。

　　陈清泰认为，现在过度投资，造成投资和消费构成比例不合理。从深层次看，和地方政府创造短期政绩、GDP崇拜有很大关系，这种冲动在某个时期甚至无法抑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对重化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这是现实，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中国处于重

化工业的产业阶段，就会出现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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