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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在最近的人大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先生发言表达了对目前大量大中型企业赴海外上市热潮的担忧。他认为，这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为其中80%都是具有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均以低市盈率在海外上市，价格比国内A股市场同类企业价格低20%以上。所以纪先生认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
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而这将加剧国内资本市场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导致市场稳定性大幅失衡，资源配置功能下降，加剧市场发展的恶性循环。
此言既出，叫好声很多，据说有近90%的“网络民意”同意纪先生的观点，认为国企海外上市确实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有超过70%的“民意”认为，大型国企应该回国内A股上市。
在似乎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这样的判断有失偏颇，很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第一，市盈率为什么会“低”。市盈率的确定是有严格的评估和计算的，如果不戴有色眼镜去看，很明显境外市场的评估严于国内，换句话说这样的评估往往是更合乎企业实际的，承认这一点无关乎“爱国”与否。与此相对应，企业在境内上市时，高呼市盈率定高了、骗了股民的钱，这样的说法也是不绝于耳的。同样的企业，高与低的标准迥乎不同。试问，把同一个企业拉回境内上市，我们欢迎它报出一个什么样的市盈率，“高”的还是“低”的？如果仍按境外价格，低它20%，是不是就可以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了呢？
第二，“民意”是否可恃。在一个利益博弈场中，所谓“民意”，从来是基于真金白银，这是毋庸讳言的，除此没有其他的“理性”可言。能通过股市赚到钱了，就是当然的好政策、好市场、好工具、好企业。反之亦然，国内市场行情不好，国外市场没法去赚，当然就有怨气，气发在海外上市上更多的是“迁怒”。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意”对海外上市的态度，与其说是愤怒于境外上市的低市盈率流失了国资，不如说是愤怒于国内上市的高市盈率圈走了自己的钱。同样的“民意”还认为，这些境外上市企业多为垄断性国企，是靠“剥削”国内老百姓来维持境外的市场和股价，所以不该让它们境外上市。但有意思的是，同时又认为该让他们回国上市，难道回来就不是“剥削”了？垄断就合理了？“义愤”就消弭了？这不是很矛盾吗。在这些方面，看似“为民前驱”的高论，实际上往往有“化用”民意以舒己之胸臆的嫌疑。
第三，企业谋求去海外上市，是不是如纪先生所言完全是盲目的呢？不能排除或有。但是，从整体看更多的是必然的或不得不然的选择。这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符合上市标准，在目前仍然还不是能否在国内上市的充要条件，企业上市的条条框框还有很多；其二，国内市场能否满足这些企业的空间需要，在目前对1300点都信心不足的情况下，靠什么来支撑动辄上百亿的发行。这样的问题不弄清楚，所谓的国企回归对国内股市而言未必是什么好事情。
另外，必须了解的是，国内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如一些论者所言会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恰恰相反，这些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程度，基本是与它们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成正比的，它们的核心资产、市场、经营业务仍然是在中国，它们所创造的财富包括从境外所募集的资金，也在流向国内，并直接作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鼓励企业到海外上市，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增加了的，拿回了该拿回的，并不是只把经济发展成果与境外资本共享。何况对有些本身包袱重、问题多、隐患大的领域和具体企业，两倍市盈率就是一个苹果卖了两个的钱，能卖的时候不卖掉，难道想烂在自己筐里？那才是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负责任，有点心眼儿的人都不会也不该那么干。就此而论，政府这几年推动一批企业到海外上市，不仅无过而且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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