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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其理论意义与终极价值毋庸置疑；而“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其内在逻辑则是社会矛盾积聚到某一程度的反应：当今社会存在着不和谐因素，社会冲突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关键不在理念层面，而在实践层面：如何认定不和谐因素？如何消除不和谐因素？哪些因素应该优先处理？如果社会成员不能就此达成共识，“和谐社会”难免沦为各个利益集团自说自话，结果只能加剧整体的不和谐。
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在建设和谐社会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为他们对改革取向与路径的偏好：有人坚持继续向前走，有人主张转身退回去，还有人认为停滞不动最好。中国改革已历27载，如今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亟待实现理论创新、重建改革共识。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上所有专家一致表达的共同心声。
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反对改革”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改革处于“帕累托改进”阶段，某个社会集团利益的增进并不以其他社会集团利益受损为代价，换言之，那是一个全体社会成员普遍从改革中受益的时代，“改革”具有神圣的正当性和强劲的驱动力。90年代开始的利益分化进程瓦解了这一改革共识，怀疑改革、指责改革、否定改革的声音浮出水面，腐败蔓延、国资流失、贫富分化、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成了他们抨击改革、抹杀改革、唱衰改革的方便借口。
反对改革者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利益绝对受损群体，如下岗工人，既失去了可靠的生活保障，又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加之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不到位或方向出现偏差，他们的生活水准甚至低于改革之前，于是怀念过去那种同样清苦却稳定得多的日子；一是旧有特权遭褫夺者，如原来握有审批权的官员，改革使以往秘密分享的“租金”不复存在，他们从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渐渐淡出，为难言的失落感所缠绕，时常梦想旧体制复归；一是极端教条主义者，他们惯于墨守僵死的字眼，不敢从丰富的生活出发判断事物的价值，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积极反对并极力扼杀一切新生事物；一是“中间过程利益集团”，他们惯于借体制转换之机营私舞弊，既不愿意退回到从前那种十分刻板的制度框架中去，也不愿意进入到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新体制，而是期待改革停滞下来，为手中权力保留最大的寻租空间。
改革走到今天，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如何达致效率最优而是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果说改革之初我们需要大力宣传“效率就是生命”、破除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今天我们亟待弘扬“和谐系于公平”、消解对抗性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实现社会公平，要求“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以劳资关系为例，政府不应越俎代庖、人为干预劳动力市场价格，否则只会扰乱劳动力供求关系、降低劳动者整体福利，也不应消极无为、坐视民工生命被血汗工厂吞噬，而应支持和保护劳动者的组织权利、谈判权利和休息权利。再以产权改革为例，政府不应担心触及敏感的利益关系而迟滞改革，也不应坐视弱势群体成为改革成本的惟一承受者，而应召集各个利益相关团体协商谈判，避免出现“强者通吃、弱者全无”的不合理局面，争取实现投资人、债权人、企业职工与管理层的多方共赢。
辩证地来看，反对改革的观点公开亮相也是好事，它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社会的利益表达空间已经相当开放、各个集团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不应片面依赖政府“自我改革”，毕竟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给自己做手术。所谓“改革攻坚”、“改革综合疲劳症”，其实都折射出上述“自我改革”的悖论。总结改革至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改革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旦改革路线脱离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而由某个部门、某个圈子、某个群体自我设计，那就难免沦为假改革、伪改革，以改革之名行破坏改革之实。
曾有学者诙谐地将“和谐”二字分拆解说：“和”，从“禾”从“口”，意即人人有饭吃、生活得温饱；“谐”，从“言”从“皆”，意即人人能发言、利益可表达。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二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使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全体国民的温饱问题，只是目前还缺乏完善的再分配机制；改革也拓展了公共空间，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竞相浮出水面并执着寻找表达自己的机会，只是我们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博弈规则。“两会”召开前夕，许多学者呼吁下一步改革以公共服务作为突破口，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我们相信，从公平基点出发，在开放空间之中，全社会一定能够达成新的改革共识，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必将照亮每一个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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