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达成关于改革的共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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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10日 10:17 东方早报 | |||||||||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鄢烈山 怎样达成关于改革的共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先回答:需要不需要达成共识、在多大范围内达成共识,或者说为什么要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这种“观点”经
改革要尽可能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从原则上讲,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重大决策理当尊重民意;从国际通行的现代治理理念讲,利益相关人享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从社会实践讲,即使再正确再英明的决策,要变成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并积极响应的行动,也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群众路线曾是执政党的政治优势。 还有一种说法,即上世纪80年代是姓社姓资的观念之争、90年代是要激进抑或渐进的改革路径之争,进入21世纪是利益之争。这种概括不无道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基本原理。然而,利益之争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外交谈判各为其“主”(祖国、民族),不是也可以求同存异达成妥协(即“共识”)吗? “反思改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要说我们从事的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本身就包含有试探、随时调整进路的意思,就是平常我们做任何一件重要一点的事情,不是也要及时反馈信息,随机应变地修正应对措施吗? “反思改革”有没有前提?我觉得有,至少有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继续走下去,现有的将有的种种问题只有用深化改革来解决,开弓没有回头箭。有人把这句话误解成对既往改革举措的无条件肯定、对当下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的全盘接受,理解成对某些具体改革方案的不容置疑,这是由于社会信任缺失造成的“过度阐释”,甚至是一种借题发泄。 人是容易怀旧的,美国解放黑奴、沙俄解放农奴之后,都有不习惯新的生活方式而想“逃避自由”的人怀旧。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分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背景,曾指出实行共和新制后一时不适应的乱象,使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精英和革命家都怀念起了专制制度,当下有些人怀旧也可以作如是观。但完成中国的转型,是我们这几代人的历史宿命和伟大使命,是不可不认清不担当的。“改革没有回头路”,这是当初我们作出改革选择的处境;今天这样的大环境并未改变。 二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不可动摇。这个初衷和目标是什么?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简言之,就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强、民富。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基本理念是民主、法治,前提是公民权利平等;二是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是走向共同富裕必经的一条路径。违背这个初衷和目标的“改革”,我们就应当废止或修正,至少要考虑适时补救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 有了以上“共识”作基础,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怎样达成关于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共识有两种方式。通常是指言论层面的那种,通过讨论,交换意见来实现。在这个层面上,特别需要善意和平等的态度。在搞了几十年“大批判”、“大辩论”,习惯于“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的国人中,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 有人批判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是“上纲上线”,重新挑起姓社姓资之争。我宁愿把它看成一种表达惯性,人家就是那么想的,他有权利这么表达,听不听不由他决定,他也无权要别人噤声。有媒体报道,张维迎教授等人对巩信居然阻挠了《物权法》草案提交审议一事“怒不可遏”。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幼稚和急躁,而且该草案确实在立法技术上还有许多问题要斟酌(参见3月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不是说现在发言就百无禁忌了,但是“上纲上线”已失去了道义优势,政治上也不那么有杀伤力了,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谁都不妨敞开来说。 说当下多是利益之争,这话不错,反映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这一基本现实。这是搞市场取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与别人利益“兼容”的利益诉求方式的。通过讨论,可以使人变得清醒和明智,以达成共识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兼顾及全社会的和谐共处。 另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就是当下人们已习闻的“博弈”。这种方式如果止于投票选举等民主的手段,那是文明的;如果要通过“跳楼秀”才能达成资方按时给付劳方薪酬的“共识”,通过“讨债公司”绑架人质才能达成欠债须还的“共识”,那么,这种“肢体语言”的达成方式还是不必用为妙。 “有话好好说”是成本最低的达成共识的方式,这应当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精英和平民的共识。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