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与政治自由

　　严若森

　　帕累托曾在其著名的分析中指出，如若某项方案A将导致1000人每人损失1法郎，而另外某1人却将得到1000法郎，则后者将会大力去争取方案A，而前者却将只会进行微弱的抵抗，因此，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即为，试图确保基于方案A而获得1000法郎的那人将会赢取最后的胜利。无数生动的事例业已证明，基于寻求经济利益而竭力施加灰色政治影响的个体或集 团在任何组织与社会皆广泛存在，而且这些个体或集团往往正是基于帕累托似例证中的机理而成长并归属于一种既得利益集团。而就既得利益集团而言，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其常常取胜的成因抑或其一鲜明特征即在于，其总是对其自身利益而并非对公共利益具有更多的知识或信息。

　　但如若存在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辩与申诉机制，则既得利益集团显然并无任何理由必定再胜。即使在帕累托似的例证中，如若1000人每人皆会因某一方案的实施而利益稍损，而仅另有1人大获其利，但一旦公众能够清晰地目睹此幅现实图景并明晓其中的奥妙，则亦很可能出现多数人起来抗争这项让其利益受损哪怕仅仅是利益稍损的方案。至此，我们可以明晰，关于帕累托似例证中相关议题正反两面的讨论实质上业已将我们带入公共利益的境域，特别是，基于公开与民主的参政机制，公共利益即很有可能完胜既得利益集团愚民的陈词滥调。但亦无不令人忧虑的是，在既得利益集团既有的权势及其制度屏障之下，公众何来基于公共利益抑或仅仅基于自身利益而参与政治决策的自由。

　　但只要个体具有选择的自由，制度即会为满足其需要而演化与变革。尤其是，一旦一个受既有权势集团支配的制度系统向自发且强力的外部挑战开放之时，则既有体制即会倍感变革的压力。不过，变革的成功将取决于公众政治行动自由与利益偏好表达的保障，否则，依然将是权势集团基于帕累托似例证机理与方案或权势制度特惠而削减公众个体的经济自由。毋庸置疑，基于抑制权势集中与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壁垒要挟，自由必须被予以压倒一切的承诺。其成因在于，在一个自由被奉为宪章的平台与机制中，个体可以基于诸多的替代选择而进行自由的尝试，并以此与基于同样机理的其他个体相互仿效与创新而最终促进制度的变革。问题又在于，面对党派垄断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组织化以及官僚利益的体制化，个体的政治与经济欲望以及体制外制度竞争者何从挑战庞大的既有规制系统。

　　不容忽视并令人欣慰的是，权势体制或外在规则的变革与突破常常取决于集体性决策与行动。当外在制度处于变革之期，相关个体与组织常常基于自己的意见参数而卷入政治活动，并尽力施以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影响。但亦有诸多令人遗憾的时刻，亦即，对于诸多公众而言，其常常对于既有的外在制度采取或不予以关心或予以容忍的态度与方式，即所谓选择理性的无知，这无疑是对权势体制的助长。好在当既有外在体制强加的成本大得让人委实难以置之不理之时，人们即极有可能组结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寻求政治伸张。至此，机警的政治企业家早已充分捕获信号，并会适时适地且浓墨重彩地出现。政治企业家无疑是政治家、体制官僚以及正式行会与特殊利益集团之外的民间政治领导小生，其总是基于个体政治欲望与经济诉求以及其它报偿而面向公众承诺改变陈年旧制，其行事的实质在于承担一个政治掮客的义务与责任。纵然如此，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现代社会中，政治企业家亦常常因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正过程而功不可没。当然，政治企业家终归不过一公众的政治代理人而已，其成功与否，归根结底尚取决于其与其委托人之间的治理关系与治理绩效。就此而言，公众的政治参与与伸张终究依赖集体性决策与努力，而政治企业家的即期政治收益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必然参数或符号而已。

　　公共利益的边际损害或公众经济自由的残缺真的必然导致或必须基于公众政治吗？抑或，穷人能否放弃其民主与政治权利？对此，我们不妨信奉阿马蒂亚•森，亦即，公众个体的政治自由可以帮助其获取经济自由的实现，而且政治自由对于公共利益而言，其既具工具性作用，亦具建设性意义。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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