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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乔新生
在今年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对我国普遍存在的行业垄断作了严厉批评，有些代表委员还谈到了行政垄断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他们迫切希望立法机关能够加强立法，彻底解决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问题。
行政垄断是将政府的行政权力商品化，在市场经济中以“规范”为名，行“垄断经济利益”之实，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的确，在我国行政垄断存在着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行政垄断阻碍了市场发育，造成了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另一方面，行政垄断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在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经济学家胡鞍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行政垄断也是一种腐败。因为“行政垄断不仅会对垄断行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妨碍市场竞争，而且还会形成‘寻租链’，影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由于我国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法加以约束，我国还必须制定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加以规范。然而此前有消息称，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较大改动，其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即通常所说的“反行政垄断”一章被整章删除。
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认真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把中国的垄断现象归咎于行政体制，认为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至少绝大多数垄断都是行政垄断)，如果《反垄断法》不写入反对行政垄断的内容，那么《反垄断法》将毫无价值。
现在看来，希望借助于《反垄断法》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似乎是缘木求鱼。行政垄断不是源于市场，而是源于行政体制。希望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反垄断法》来解决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会遇到立法上的困境。譬如，现在许多限制市场准入的垄断都有部门规章作为依据，如果《反垄断法》允许反垄断执法机关审查并且取消地方政府规章，那么，必然会产生行政体制上的冲突。即使《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执法机关可以援引行政诉讼程序对地方政府机关提起诉讼，由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反垄断执法机关反对行政垄断的各种努力也可能会无果而终。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对行政垄断行为听之任之。目前普遍存在的地区封锁、歧视性待遇、限制市场准入、指定交易和强制经营者不得竞争行为，都会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但由于这些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所以还必须通过完善行政法制加以解决。就行为主体而言，将行政机关纳入到《反垄断法》调整范围，最终有可能会消解《反垄断法》的力量，使得反垄断行为陷入到不同行政机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解决行政权力扩张和行政权力滥用问题，需要借助于宪法和行政法。只有当行政机关的权力受到限制，市场主体竞争的边界才会清晰可见。行政垄断存在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地区利益、行业利益在作祟，同时也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产权利划分不清晰的原因。针对前者，我国应当制定科学的行业法，完善地方政府组织法；针对后者，我国应当修改预算法，制定税收基本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产权利，防止某些地方政府机关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进行地区封锁，限制市场准入。此外，应当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抓紧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修改《刑法》，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
《反垄断法》旨在解决市场中的问题，目的是为了促进竞争，发展市场经济。而行政垄断更多的是政府管制不当问题，应当通过完善行政法加以解决。简单地说，市场的归于市场，政府的归于政府。在立法的时候，对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进行必要的区分，有利于制定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总之，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确保行政垄断能够得到有效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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