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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奕
在2006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转型经济学”中，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先生提到了中国15年来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他的观点是：“没有分散的经济决策，没有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就难以形成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增长，没有发达的经济就看不到这些地区正在逐步清晰化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模式。”
该观点说白了，就是各个地区出于政绩冲动而发展经济，竟然歪打正着地让中国经济渡过各种难关，长期获得增长动力。
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转型必定依赖于明析的产权制度和相关制度的建立。那么，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之谜的解释又在哪里呢？张先生认为：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实际上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而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强化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一体化进程。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假如仅仅看到“长三角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渤海经济带”是远远不够的。即便上述经济体，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珠联璧合，我就曾经跟扬州市经委的一个处长聊过，他说上海最多辐射到常州，而且已经非常弱了，对于扬州影响甚微。
张军在文章中也提到，区域间的竞合为外界所诟病最多的，是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但他认为，这些是保持经济处于竞争状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竞争状态的保持自然是好事，关键在于这种竞争态势是原生于市场还是地方政府。张先生觉得15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拜投资所赐，这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觉得这样，中国经济就转型了，或者靠投资就能趟平转型之路，就有问题。
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决策来拉动经济的方式，还会产生如下一些弊端：增加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项目上，难以形成共识；造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央企之间的拉锯，比方说华南的气荒、油荒……
所以，指望“诸侯经济”能够带动中国经济转型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的经济转型必须由体制改革始，否则都是纸上谈兵。(作者为本报综合新闻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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