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振谁之过

　　文/赵晓 陈光磊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周期的变化来看,经过一段时期的扩张之后,经济运行已从上行期转向下行期,经济增长的难度日益加大,而各种各样的风险却在累积。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十一五”规划做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处理好内需与外需 的关系,引导国民经济从“外需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而在“扩大内需”的方向上,又要着力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

　　但是,中国目前消费的情况如何,究竟如何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目前主流的认识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人一谈消费提高,就认为要靠减少城镇居民的存款,提高其消费率(这也是前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和

医疗改革导致居民消费负担上升的重要认识理由)。这种认识其实是混淆了居民消费和国民消费的区别。笔者认为,中国投资率的居高不下、消费率的低迷徘徊虽然与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联系,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居民消费偏低,而在于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偏高、消费偏低,从而导致国民消费偏低。因此,要提高国民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并非资金过剩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尤其是2001年以来,投资率在高位上持续上升,2004年已经达到43.9%,2005年也仍在高位运行,而储蓄率也已达到50%以上,储蓄存款的增长持续超出企业贷款的增长。纵观改革20多年来,这样高的投资增长率和国民储蓄率一直如影随形。从历史视野看,如此之高的储蓄和投资率,甚至远高于任何早期的高投资增长模式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形成加速对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投资冲动和投资膨胀也被认为是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总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的体制性根源。投资力度加大,社会总需求增加时,随之而来的是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投资方式,从而引起人们对高投资-高积累-高增长发展进程的忧虑。

　　高储蓄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满足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200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高达46%。国民储蓄持续大幅增加,2004年占GDP的比重约48%。尽管同期投资率高达44%,但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亦即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的4.2%。但是,储蓄率虽然居高不下,但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并不高,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是储蓄资金的绝对过剩。而且,在目前金融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高储蓄还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比较高,与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有一定关系。我国近年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与韩国1990年前后的情况有些类似。按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消费倾向非常高,导致居民储蓄偏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从占税后收入的10%、国民生产总值的7%下降到接近于零。美国主要通过其他国家高储蓄率来为经常账户赤字融资。2004 年美国储蓄率为13.6%,投资率为19.6%,其中6%的差额就构成了经常项目逆差。而一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上升,将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部分地转向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对中国来讲,近几年来,居民储蓄基本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和相对稳定,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增长较快。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导致政府储蓄显著增加,政府储蓄约占GDP 的7.5%,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储蓄约占GDP的2.2%和1%。政府高储蓄是倾向于财政为企业提供资本转移而不是扩大政府消费政策的结果。中国的政府储蓄中,对企业的资本转移(如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公司和商业企业)占GDP 的比重超过了6%。因此,加总起来,仅政府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就占GDP 的10%左右,差不多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也从1992 年的30.5%上升至2004年的38.2%,增幅达7.7个百分点,与居民储蓄基本持平。所以,我国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以及将社会责任转移给政府已经提高了它们的利润率,2004年工业利润增幅就保持在38%-45%的较高水平。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12.5%,上升到2001的15%和2003年的18%。

　　2004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4000亿元。而企业利用留存收益进行再投资,更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储蓄率之所以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中偏重工业。我国工业相对规模较大,对工业的资本投入较大,产业的资本密集较高。相应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9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2005年上半年达到48%。二是公司利润分配制度,自1994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上升,但企业一直没有向股东分配红利。据估计,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约占GDP的近20%。

　　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政府消费率的降低和我国企业的利润率显著提高以及未分配利润在企业融资中作用的增加,是我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低迷的消费率

　　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金融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抑制了消费的升级。第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的52.9%,比1999年提高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31.9%,比1999 年还下降1.1个百分点。教育、旅游、金融、医疗、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表现出明显的不协调。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

　　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原因,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消费环境不成熟有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二是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预防性储蓄;四是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五是消费政策和环境不成熟,使得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从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消费率呈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与投资率的变化正好相反。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我国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整体上偏高,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政府和企业储蓄率的大大提高,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减少中国的储蓄对投资的结构性缺口,有必要采用结构性的措施,相应调整财政政策和公司治理措施。同时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为重点,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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