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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行政管理成本过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看到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日前一份给“两会”的提案所披露的数据，还是令人感到惊讶。该提案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且近年来还在大幅度上升。
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强，政府为履
行这一职能需要财政支持，因此，行政管理经费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像25年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分析我国行政成本的支出结构会发现，大部分费用都是无用的耗损。比如，据统计，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元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元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元左右,其他后勤服务消费大约也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把这些费用节约一半用于能够增加人们福利的教育、医疗和农村基础建设等方面，其社会产出将会比只用于公务员消费大得多。
行政成本过大，不仅不符合公共财政的原则，也反映出政府公共服务的手段和方式还很落后，不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这也说明我们离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的目标还很遥远。
如何降低行政成本？任玉岭在提案中提出了十条建议，包括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限制政府机关异地开会，大力减少官办论坛，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等。上述建议是必须的，但不是治本之策。拿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来说，就在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目前有些部门还觉得财政拨款不够用，需要各种乱收费乱罚款来支撑日常的运行，如果减少财政拨款，他们更有理由“开发”各种预算外收入的渠道了。
要想从根本上降低行政成本，关键还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有限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的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和有效制约。这就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统统交给市场或中介组织去做，充分开发社会资源，培育和鼓励第三部门、民营企业参与公共事业管理；同时运用市场化手段改善公共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当前来说，可根据行政职能改革的进程，把政府的部分职能向市场和社会承包。总之，要给政府“消肿”，首先是改变政府的职能。
在此基础上，改革政府的财政体制，建立公共财政。特别是通过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强化预算和监督来规范政府的财政行为。政府财政要着眼于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全部收支形成完整统一的预算，以便于监督审议。目前而言，建立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政府的集中采购。政府采购能够减少腐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应该效仿证券、银行、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一个超脱于各个政府部门之上的政府采购监管委员会。
无论是改革政府职能还是建立公共财政，都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下来。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控制被供养机构和人员方面，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事业人员编制，要与编制、组织、人事、财政预算等制度和机制相结合和配套。原则先确定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经费和财政负担事业的支出比例，再是有多少钱养多少人。二是界定哪些机构和人由财税供养，哪些不能由财税供养，应当市场化；以及如何确定财税供养的规模和供养水平。
当然，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比如推进电子政务，鼓励各级政府运用高技术来改善行政管理。再如出台公务用卡制度，禁止政府部门大宗现金交易，以堵住公务消费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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