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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国安
在两会开始的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吴博威发出呼吁，要社会宽容看待医生收“红包”问题，并称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
吴委员说：“不必将‘红包’概念负面化。现实中，很多病人术后是出于对医生的
感谢送‘红包’的，‘红包’也可看做医患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这样可利于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应被社会认可。”
在中国，无论是官员还是群众，无论是卫生系统还是其他系统，无论是医疗系统的官员还是医生护士，“红包”早已成了公认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是大收“红包”的医生，也只能在“收”还是“没收”上进行辩解，一旦拿出证据，则望风披靡。现在，吴委员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红包”正名，实在有石破天惊的气势，是本次两会放出的一颗“政治卫星”。
我们首先觉得，“现实中”的很多“红包”都不是患者在术后出于感谢，主动给医生送的。大多数是在手术之前被迫给医生送的。医生用手上的权力作要挟，把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作赌注，公开或暗中同患者家属讨价还价，达不到目的，则在手术中千方百计刁难，设置障碍，甚至不惜酿成事故。达到目的，则当面分赃。这种收“红包”的行为和强盗拦路抢劫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老百姓把这样的“天使”称为“恶狼”。我的邻居对他作白血病医生的儿子说：“孩子，我们家是农民，不能收人家的‘红包’，人家看病都弄得人财两空啊。”儿子说：“爸爸，我一个月才收5000多元，我们主治医生，一个月没有一万二交给老婆，是过不了关的。”“红包”已经成为老百姓看病贵的一个帮凶。
正因为如此，全国上下才枪口一致地治理“红包”，提出作为“商业贿赂”处罚，在长期治理几乎无效的情况下，许多人甚至提出用“重典”。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如何使治理“红包”收到预期的效果。吴委员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宽容术后“红包”，这在方向上就已经是南辕北辙了，而且将来，是没有人能够区别“术后”与“术前”的，无法区别是自愿送的还是强迫要的，“红包”害民的问题自然更加无法遏制。如果这样的理论能够成立，则干部提拔之后的送礼也就可以算是感谢，买官卖官还成什么问题？
吴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日本，患者当着很多人的面公开送礼品给医生。但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告诉我们，日本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至于说这样就能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这种让强势者压迫弱势者合法化，让弱势者更甘心地忍受欺压而达到的和谐，是不符合和谐社会的28个字的要求的。如果是这样，当初农民能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岂不是社会“和谐”到连土地革命都不要搞？我们的整个革命反而影响了统治阶级的“和谐”？弱肉强食不是和谐。
近来理论界有人指出，代表委员要由身份代表向利益代表转变。吴委员发出如此呓语，正是他的身份决定的。他本人是山西医科大学教授，他的发言完全代表了医生的利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政协委员作为本界别的代表发言时，维护本界别的利益是不奇怪的。但是，身份代表在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时，不能为所欲为，而应遵守一些起码的底线，例如法律底线，不能无视法律而发言；例如道德底线，不能违反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例如事实底线，所反映和所作出建议的事实依据必须真实；还有公共利益底线，不能用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办法来实现被行业的局部利益。如此看来，吴委员不仅只是医生的代表，而且是收“红包”的部分医生的代表，实在有愧于全国政协委员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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