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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虞和平
在近代中国，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活动，从1904年起开始出现，当时称作“村治”。到1920年代初，晏阳初从美国求得学位回国后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试验。1930年以后，乡村建设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高潮，相继出现了千余处实验区，其中尤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实验区为突出。
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创办各种合作社，旨在引导农村经济走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乡村建设派认为，合作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梁漱溟说：所谓经济进步，无非是生产技术与经营技术的进步，均从零碎生产进于大批生产，农业进步亦需要大规模的经营，舍合作社别无他途。
各乡村建设实验区都成立了多少不等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主要是信用合作社，种类比较单一，但数量最多。生产合作社种类最多，各地根据其农业资源和出产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合作社。如邹平的蚕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无锡各实验区成立的戽水合作社、养鱼合作社、养猪合作社、养蚕合作社、垦殖合作社；乌江实验区的灌输合作社、养鱼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的种类较少，各地也有所不同，如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蚕业产销合作社，乌江的棉花运销合作社，无锡北夏的鲜茧运销合作社、农村工艺品产销合作社，以及有些地区设立的生产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社虽然种类和数量繁多，但在生产和经营上大多采用了如下的企业化和市场化方法。
一是利用集体的资金和力量开展生产和经营，具有一定的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在资金上，无论是哪种合作社都采用了合股的形式，尤以信用合作社和棉花运销合作社为突出。合作社的股金，或按产缴纳，或按户缴纳。如邹平的棉花运销合作社，凡入社者，每30亩棉田缴纳股金1股，每超过10亩增加1股；蚕业生产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每个社员至少认购1股，最多不得超过20股，每股2元。在经营上，采用了各种责任制。邹平的合作社采用了有限责任、无限责任和保证责任三种体制。如蚕业生产合作社和林业生产合作社采用的是有限责任制，社员均负有限责任，本社如有亏损，以本年度盈余、公积金、社股金及其他财产以次抵补。信用庄仓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均采用的是无限责任制，本社如有亏损，除将公积金、社股金抵补外，不足之数由全体社员负责清偿。美棉运销合作社则采取连带保证责任制，其性质介于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之间，合作社联合会会员负保证责任，其保证额为社股的50倍，如本社有损失应按照社员委销棉花数量比例分担。在利润分配上，采用了与经营制度相应的方法。如采用有限责任制的蚕业生产合作社和林业生产合作社规定：盈余的30%为公积金、20%为公益金，股息为年利6厘，其余按照各社员育蚕产茧(或造林)之成绩分配。采用无限责任制的信用庄仓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其盈利分配办法特别重视公积金的积累，以增加合作社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其分配办法是：以50%为公积金、20%为公益金、15%为职员酬金、15%为储蓄奖励金；信用合作社还按股发放最高不超过7厘的股息。采用连带保证责任制美棉运销合作社，因为其亏损风险几乎全部由社员承担，所以利润分配办法特别向社员倾斜，社员既可以得到较高的股息还可以得到较多的盈余，其分配原则是：除按年提付一分股息外，其余20%为公积金、10%为公益金、5%为职员酬金、65%按运销额平均摊还各村社员。
二是采用产销联合方式，具有一定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性质。这类合作社主要有农产品运销合作社、农村工艺品产销合作社、生产供销合作社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运销合作社，它既组织和指导社员进行生产，又把社员和其他农民所生产的物品经过粗加工运往所需地区直接销售。如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既是一种美棉的加工、运输和销售组织，也是一种美棉的种植和推广组织，还建立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系统。它的社员和组织构成，不仅有从事运输和销售的人员和机构，而且有更多的从事种植和推广的人员和机构。它的业务范围包括棉花的收购及分等、加工、打包、运销、向社员提供棉花的种植费用贷款和销售预付贷款、指导种植、推广良种，从而将生产、加工、销售融于一体。
三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系统，具有一定的农业企业化管理性质。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生产方面，社员和各级合作社的办事机构各有分工，农家社员从事种植，各村社办事机构从事种植指导、产品收购和加工，总社或联合会办事机构从事运输和销售。还采用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生产方法，由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植棉，力求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设立轧花厂，采用机器轧棉。在经营管理方面，建立了职责分明的各种办事机构，如联合会内设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会务委员，并组成会务委员会总理会务，为最高执行机关；会务委员会推选主席1人，为会务主管人员。其他合作社也都建立了类似的生产和经营管理系统。
四是有些合作社在经营理念上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在实际操作上有较强的效益追求。这主要表现在运销合作社身上，它们都是为了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和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收益而设立的和运作的。如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在成立之时，就是为了帮助第一批试种美棉的农家推销产品，力求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它除了从保证棉花的质量、适应市场需要出发指导社员种植棉花之外，还十分注意树立自己所售产品的优质品牌形象，曾将所运销的美棉取样送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检验，被鉴定为优级国产棉花；各收购厂商也一致称道其品质优良，使棉花销量大增，售价亦随之上涨。在运销过程中，努力寻求与纺纱厂家或城市棉花商的直接销售，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争取获得较高的效益，曾获得每百斤棉花售价比当地棉花商的收购市价高出10元左右的效益。其他运销合作社的组成形式、经营方法和所得收益也类似于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如邹平的蚕业产销合作社，所运销的蚕丝每斤能较以前多得6～10分的余利；乌江的棉花运销合作社，所运销的棉花比不加入运销者售价每担增加3～17元；无锡北夏实验区的鲜茧运销合作社，所运销的蚕茧每石售价高出市场收购价4～5元。通过直接运销农产品，使农民的收入较明显提高，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改进。
上述各种合作社，从它们的组织方式、经营机制来说，显示了农业的企业化和市场化方向，具有把中国传统的农家农业引上规模经营、大农业和农业工业化道路的意义，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效，如果不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产生。当然，这些合作社，无论从资金上来看，从人员上来看，还是从实际成效上来看，其规模都是比较小的，其生产经营的企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是有限的，距离真正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还很远，但它所显示的模式和方向，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可资借鉴之处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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