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文/黄益平 沈明高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即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会抬高劳动力的价格。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变迁都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紧密相关。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促成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在随后成为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有 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美国和日本等地的通货紧缩。我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但它起码说明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象。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正在逐渐消失。一些沿海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简单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样的短缺虽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阶段，但它反映了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结构性矛盾。在至少还有上亿农民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的今天，讨论全面性的劳动力短缺显然为时尚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劳动无限供给”的现象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今后劳动力供应的潜力仍然非常大，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很可能会伴随工资水平的提高。事实上，中国城镇平均职工工资水平在过去五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3%左右。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很快失去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分析目前劳动力的成本。可惜的是官方数据一般都只报告工资水平，而工资仅仅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局部的调查资料来推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非工资福利平均占到劳动力成本的三分之一。按照这一比例，我们估计中国当前制造业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大概为1.3美元。这一水平大致为美国的5%，韩国的10%，中国台湾的20%和泰国的60%。当然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水平。显然，中国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但来自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压力也会日益增大。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性差别。比如，上海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3.16美元，超过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水平；而东北长春的成本则只有1.13美元，基本与印度相若。这样的成本差别必然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同。上海以及周边地区超越了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相当多的中西部城市仍然在努力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样的区域性差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会存在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最终会随着地区经济之间日益整合而缩小。

　　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在1975年的时候，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大致为美国的成本的5%。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以每年平均13%的速度攀升。到2005年，其成本已经提高到同期美国的50%。

　　对中国而言，除了经济发展，还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劳动力成本增长的速度：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二是户籍制度的变革。前一个因素会提高，而后一个因素则会遏制成本增长的速度。中国的社保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许多雇员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还没有能够享受这一体系带来的好处。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雇主需要替雇员交纳各类费用，劳动力的成本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户籍和学籍等制度歧视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对这些制度的改革可以增加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从而放缓成本增长的速度。

　　按照名义价值粗略比较，今天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其实与韩国三十年前的状况非常相似。假设中国的成本也将在今后三十年内平稳地上升到美国劳动力成本的50%，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应该为美国的11%左右。而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就可能达到美国的25%左右，与今天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情形类似。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首先，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将是一个快速和持续的过程。随着成本的增加，一些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将会迅速被淘汰。对上海地区的一个调查发现，劳动力成本在不同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在2美元以下，而

化工、机械和炼油等行业的平均成本则在4美元左右。因此，一个经济只有持续地沿着产业链往上攀升才能保持其竞争力。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成本的差别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在沿海地区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中西部仍然可以在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大展身手。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尤其是东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国内的产业演进也必然会导致其他地区经济机构的调整。目前明显得益于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很快将会感受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生产者的日益沉重的竞争压力。对它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投资与创新，继续跑在中国大陆的前面。而一些低收入经济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将会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看到很多新的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就要看它们能否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制度方面做好准备。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会推动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的开端。而通胀压力上升就可能引发货币政策的紧缩，或者是利率上调，或者是货币升值，或者是双管齐下。因此，只要中国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势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趋势是很难避免的，而人民币的升值反过来又可能引发其他亚洲货币的升值。

　　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目睹了许多东亚经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崛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升级换代、通货膨胀抬头，然后货币政策紧缩这样的过程我们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但是由于

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我们即将观察到的新一轮的变化不会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必定是一系列的世界性事件。

　　(作者黄益平系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系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

　　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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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黄益平 沈明高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即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不会抬高劳动力的价格。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变迁都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紧密相关。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促成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在随后成为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导致了美国和日本等地的

通货紧缩。我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但它起码说明了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现象。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正在逐渐消失。一些沿海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简单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样的短缺虽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阶段，但它反映了劳动力供求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结构性矛盾。在至少还有上亿农民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的今天，讨论全面性的劳动力短缺显然为时尚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劳动无限供给”的现象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今后劳动力供应的潜力仍然非常大，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很可能会伴随工资水平的提高。事实上，中国城镇平均职工工资水平在过去五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3%左右。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很快失去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分析目前劳动力的成本。可惜的是官方数据一般都只报告工资水平，而工资仅仅只是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局部的调查资料来推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非工资福利平均占到劳动力成本的三分之一。按照这一比例，我们估计中国当前制造业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大概为1.3美元。这一水平大致为美国的5%，韩国的10%，中国台湾的20%和泰国的60%。当然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水平。显然，中国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但来自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压力也会日益增大。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劳动力成本的地区性差别。比如，上海的小时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3.16美元，超过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水平；而东北长春的成本则只有1.13美元，基本与印度相若。这样的成本差别必然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同。上海以及周边地区超越了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相当多的中西部城市仍然在努力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样的区域性差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会存在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但最终会随着地区经济之间日益整合而缩小。

　　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在1975年的时候，韩国的劳动力成本大致为美国的成本的5%。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韩国的劳动力成本以每年平均13%的速度攀升。到2005年，其成本已经提高到同期美国的50%。

　　对中国而言，除了经济发展，还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劳动力成本增长的速度：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二是户籍制度的变革。前一个因素会提高，而后一个因素则会遏制成本增长的速度。中国的社保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许多雇员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还没有能够享受这一体系带来的好处。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雇主需要替雇员交纳各类费用，劳动力的成本就会出现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户籍和学籍等制度歧视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对这些制度的改革可以增加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从而放缓成本增长的速度。

　　按照名义价值粗略比较，今天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其实与韩国三十年前的状况非常相似。假设中国的成本也将在今后三十年内平稳地上升到美国劳动力成本的50%，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应该为美国的11%左右。而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就可能达到美国的25%左右，与今天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情形类似。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首先，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将是一个快速和持续的过程。随着成本的增加，一些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将会迅速被淘汰。对上海地区的一个调查发现，劳动力成本在不同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纺织与服装行业的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在2美元以下，而化工、机械和炼油等行业的平均成本则在4美元左右。因此，一个经济只有持续地沿着产业链往上攀升才能保持其竞争力。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成本的差别将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在沿海地区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同时，中西部仍然可以在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大展身手。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尤其是东亚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国内的产业演进也必然会导致其他地区经济机构的调整。目前明显得益于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很快将会感受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生产者的日益沉重的竞争压力。对它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投资与创新，继续跑在中国大陆的前面。而一些低收入经济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将会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看到很多新的机会，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就要看它们能否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制度方面做好准备。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将会推动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也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的开端。而通胀压力上升就可能引发货币政策的紧缩，或者是利率上调，或者是货币升值，或者是双管齐下。因此，只要中国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势头，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趋势是很难避免的，而人民币的升值反过来又可能引发其他亚洲货币的升值。

　　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目睹了许多东亚经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崛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升级换代、通货膨胀抬头，然后货币政策紧缩这样的过程我们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我们即将观察到的新一轮的变化不会仅仅局限于东亚地区，而必定是一系列的世界性事件。

　　(作者黄益平系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系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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