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基础设施是印度的软肋

　　陶冬

　　中国有一个政府，印度有27个政府——一个中央政府和26个地方政府。中国也有地方政府，不时地打点“擦边球”，偶尔也会与中央政府唱反调。不过至少中国地方政府在致力地方建设、发展经济上是不遗余力的。印度的地方政府，则由五花八门的政党组成。这些政党的政治理念不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经济诉求也不同。于是他们在政策制定上相互 制肘，导致基础建设和改革蹒跚不前。

　　今年2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是一颗闪亮的新星。印度政府号称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甚受媒体关注。应该说今年印度政府策划的公关攻势以及马不停蹄的全球路演，收效不错，国际资金一波又一波地涌向新兴市场的新贵。

　　与此呈强烈对照的是，新德里、孟买机场的拥挤、混乱。反对私有化的罢工，更将印度门户的两大机场陷于瘫痪。出机场的道路，可能是世界民主国家中车速最慢的。

　　所有去过印度的人，都对印度基础设施之落后留有深刻印象。道路拥挤、停电频繁、港口梗阻，这些问题不解决，印度在制造业追赶中国的梦永远无法实现。落后并不可怕，急起直追说不定还有后发优势。令人遗憾的是，印度改善基础设施的步伐十分缓慢，迫切需要的基建项目，被淹没在印度式的政治酱缸中，党派间的扯皮和官僚主义的无动于衷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长期化。

　　班加罗是印度IT产业的麦加，也应该说是全国最贴近现代资本主义理念和运作的城市。那里的基础设施严重地影响着经济，商业的运作效率，吓退新的投资项目。然而地方政府、议会置企业的大声疾呼于不顾，把精力放在争论班加罗(Bangalore)是否应改名为班加路路(Bengaluru)。

　　改名也许对清理殖民主义遗迹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如果以牺牲

城市建设、发展机会为代价，成本就太高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子孙。地方政府在班加罗的无所作为，是印度多数城市的一个缩影，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改善基础设施进展缓慢。

　　世界上以阶级分析解释世界的左派经济学家中，可能有一半居住在印度，在他们眼中，全球化是零和游戏，经济发展则被演绎成新兴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利益冲突、阶级对立，不仅流行于课堂和著述中，更反映在政治上。州长居然会公开指责软件公司买地扩张业务是为了对农民的土地巧取豪夺；将印度经济推上改革轨道的BJP执政联盟在2004年选举中失利，因为农民们认为BJP庇护城市新贵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印度似乎是选举毒药。农民们的抗拒、征地的缓慢，进一步延缓了印度基建的步伐。

　　贫富对立、城乡对立、繁琐政治、无为政府，阻碍着印度急需的基础建设，而基础设施已成为印度经济腾飞的死穴。

　　其实，笔者十分看好印度经济。印度的服务出口业独步天下。它的法制体系以及英语技能，吸引着海外投资。印度大企业的公司管制水平，远高过中国同类企业；印度的银行体系也比中国稳健成熟；印度的人口结构较中国的更合理、更年青；政治权力上的制衡，也许可以避免“文革”似的灾难。

　　印度政府最近全力将两大机场私有化，同时在2月底宣布的新年度财政预算中拨出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见，政府也意识到基建的重要性，但是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总规模依然偏小，而且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在可预见的将来，基础设施依然是印度经济的软肋。

　　几十年后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过中国，不过前提是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如果做不到，印度不仅离制造业大国的梦很远，还可能丢失其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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