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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石岩
一段时间以来，张维迎和郎咸平二位先生都是大众媒体上当之无愧的明星人物。不同的是，张维迎总是被“骂”，郎咸平总是被“捧”。同是研究企业的人，一个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专家，一个是财务专家，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在社会舆论中受到的待遇也天壤有别。
孤独与喧嚣之间，隐藏着转轨经济的诸多奥秘，岂是简单的对错或所谓的“道德良心”能够解释得了。虽正值改革的承前启后之际，但中国崛起的未来之路事实上早已清晰可见，并不会因为任何争议而改变。此时来考察学者们的不同境遇，分析他们的观点，只能是一种知识思辨范畴内的活动，无法赋予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意义。
近日，张维迎先生的一些观点又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二是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三是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此外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大门户网站纷纷把相关报道和评论推到了显要位置，网友的点击和评论数量都很快就遥遥领先了。多数留言的大意是认为上述观点很荒谬。
张维迎的这些观点是在记者写作的过程中被引述的，还未能看到其发言的完整稿子。即便如此，对于熟悉张维迎理论观点的人来说，看到这些观点并不会很意外。比如说其中争议最大的“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的观点，是其早在10年前就进行过充分论证并一直坚持的。
他在1995年9月出版的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就针对国企改革中的利益问题进行了学术上的阐释。书中讨论了最优委托权的问题，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而经营者正是企业中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所以，由他们索取剩余导致的激励损失最小。该书当时被学术界认为是国企改革研究的一次重大进步，一直是该领域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随后题为《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的论文中，他进一步说明了国企改革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密关系。
而郎咸平先生把问题一次性简化为标准的所有者与经理人关系，立刻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不过，理论上的简化替代不了实践的复杂性，改革的问题从来都是在实践当中解决的。由此，决策者并未采纳郎咸平广受支持的高论也就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了。历史的逻辑依然按自己的既定方式在前进，空留一段逻辑的历史给学术界和公众作为讨论的好题材。
笼统地来说，张维迎等被“骂”的学者认为要先做那些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事情，是一种实践的逻辑；而郎咸平等被“捧”的学者则认为无论如何要先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是一种理想的逻辑。应该做的事情无疑是所有人都欢迎，但却很可能是根本就无法做的，硬要去做只会导致更大的风险和损失。遗憾的是，那些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事情虽然切实可行，却可能被大多数人排斥。这就是转轨经济的困境所在，而中国当下的决策者们无疑清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走出了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道路。
对于学者来说，衡量其成就还是得靠“硬通货”，而不是靠媒体或网民的关注。在Google最新推出的学术搜索中，输入“经济学”这个词条，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以2930次的被引用次数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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