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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漫
“教育产业化”被推上了断头台。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要旗帜鲜明、公开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不仅教育部门要反对，各个政府部门都要反对，老百姓要反对，政府官员也要反对，大家共同反对，让它没有市场。”
随着众多学校乱收费问题的曝光、794名校长因为乱收费被撤职，教育产业化”顺其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推上断头台似乎是必然的命运。但遗憾的是这个断头台是情绪化的断头台，理性与平静在情绪化面前被湮灭了。
在封建王朝，王公贵族有句口号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王子真的犯了法，如果需要被处以杖责的话，棍子是不会打到王子屁股上的，变通的办法就是用棍子打王子在地上的影子。现如今的教育产业化就是那个可怜而无辜的影子，替作奸犯科的主子承担了罪责。真正应该被惩处的是“教育乱收费”，但是“乱收费问题”与教育是否应当产业化和如何产业化并无必然关系，只是部分乱收费学校打着产业化的旗帜为之而已。
实际上，对于社会产品的提供，经济学上存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否定教育产业化取向，其实质是认定教育产品是属于政府独家供应的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无法阻止别人使用一种物品的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并未减少其他人使用该物品，比如路灯、国防等就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但是如果依据这一公共物品的定义来理解，是得不出教育是公共物品的结论的。首先，教育的排他是极容易的事：不付学费不能进校门或教室；其次，教育的竞争也显而易见，学生人数多、师资质量差的课程，教学质量是要下降的。由此可见，教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物品，教育产业化的取向正是基于产品本身的特性而确定的。
之所以教育问题容易被误解为公共产品，是因为教育本身承担了很多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承担着实现公民发展起点公平的责任，公众往往期望教育成为一项纯粹公益事业。其实厘清这一问题也并不困难，承担社会责任的诸如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理应由政府全力负担，但是为个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投资的部分，比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理应产业化。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本质含义正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一，引入社会资本、外资等多方力量的投入，可以解决中国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使得教育供给增加，同时给予求学者更多的进修机会；其二，教育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变象牙塔的孤芳自赏为社会经济的直接推动力量，这正是美国“硅谷”实现教育产业化的动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产业化决不必然意味着要“高收费、乱收费”，恰恰相反，充分的产业化和引进充分的市场竞争，反而可以降低教育价格。这在已经开放的职业能力培训市场上已经得到了印证。
因噎废食只会把自己饿死，对待教育产业化也是如此，简单的选择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会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教育产业化”挨板子挨得有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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