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理性大辩论 谋求改革新共识

　　社论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经济形势讨论会上，曾在近年来围绕改革爆发的各场辩论持相反立场的学者杨帆和张维迎，似乎都认同了一个辩论的底线:理性。张维迎提出，为了推动改革，学者应该把帮助社会理性思考问题当作责任。杨帆也表示，对改革出现的矛盾应该停下来反思，不过应当是理性的讨论，否则只会导致学术界越来越大的分歧?BR>

　　自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之后，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争论波及一个接一个领域，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关于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的路径甚至是否应当再继续改革的大辩论。正如吴敬琏所说，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之后，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

　　在这场讨论中，部分人士带有较强的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予以否定。在他们看来，改革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公共福利减少等社会现象。他们要求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这些主张遭到另一部分学者及舆论的坚决反对。不过，在进行反驳时，这些人士似乎把反思改革的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他们甚至反对对改革进行反思和辩论本身。比如，有专家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除了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立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相对冷静一些，他们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改革。

　　考虑到目前的体制状态，下一步的改革是迟早要进行的。中国目前正停留在转型的中间阶段，权力与市场纠葛在一起，某些群体可以同时享有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好处，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面对缺乏限制的权力，自由平等进行交易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因此，为增进民众福利，必须推进改革，真正地完成转型，让真正的法治和市场成为社会的基础性架构。

　　但改革进行到这一地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自动地支持某些改革，甚至一些人会反对某些改革，以前一些不够完善的改革已经让不少人产生了戒心和反感。这就要求，进行下一步改革，必须进行更充分的程序性预备。要深化改革，首先要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起码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而这有赖于理性的辩论和说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实，目前不仅仅需要学术讨论，还需要在官民之间、在社会各个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进行理性而负责任的辩论。

　　理性就意味着，发言者需要克制激情，对对方有善意的、同情的理解，需要发言者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从近两年的口水战中可以看出，很多发言者其实更多地只是宣泄情感。所谓的负责任是指，发言者不仅仅为自己的利益代言，同时还具有超越自己和自己群体狭隘利益的视野，从公共之善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表言论。通过这种理性而负责任的辩论，或者可以在社会主流达成一个新的改革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奠定比较坚实的民意基础。

　　当然，在达成改革新共识之后，在具体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同样需要引入理性的、负责任的辩论程序。近两年来，民众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医疗体制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之所以议论纷纷，根本原因在于当初改革方案的形成程序存在重大缺陷，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事前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没有被充分地反映在改革方案中。

　　现在，改革进行到这一步，需要对改革的程序本身进行改革，将争论提到改革方案实施之前，从而避免事后的被动。一项重大改革，应当从一开始就争论，进行最充分的争论，让所涉及的每个群体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在理性的辩论过程中互相妥协，从而使改革方案大体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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