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丰：张维迎教授不应沉溺于智力游戏的快感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张维迎教授提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此消息经报道后，各类议论随即群起，或如张教授所言，“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 乱七八糟。”最起码，在笔者看来，正确的观点确实不需要投票，如同已经人大通过的法律自然不需要再次投票一样，这一次，从来相信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的张教授，对于逻辑的运用“相当的”巧妙。

　　不过也有可能———鉴于张教授曾经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这次讲演中搞混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其本意可能是说，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遵循多数原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笼而统之，这一想法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有一点，经济学并不同于自然科学，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忽略了这一点，则很容易陷入到知识的僭妄中。关于这一点，发动俄罗斯糟糕的“休克式疗法”的青年改革派们曾经作过最“好”的诠释：这些熟视无睹于残酷的现实，而能够从瑟瑟发抖在莫斯科魔鬼般的冬天的小贩中，看到企业家精神复兴的经济学家以及一度狂热拥戴他们的民众最终得到了什么？

　　平心而论，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确实夹有不少偏激、冲动、反智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干扰着改革在心平气和的氛围下审慎地权衡、比较、推进。但在另一方面，大众舆论在任何现代文明的国家都是不可被漠视、被忽视的。弗里德曼认为，“对一种理论的实效性的最后检验，不是它符合形式逻辑的准则，而是能够推断尚未观察到的事实。”

　　确实，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们不应该沉溺于智力游戏的快感中，拒绝体察民意所植根的现实。

　　更有甚者，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一分子，知识分子对于自我本身的批判、反思和超越亦未见得怎样轻松。当下对于经济学家的责难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利益集团代言，再就是对于效率的过分执著而对公平问题的忽视。

　　张维迎教授在

清华大学的言论作为学者一家之言本无可厚非，闻听者做过多杯弓蛇影的联想亦无助于学术自由空气的形成。而问题在于，现实中又确实存在着某种危险发生的可能，即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

　　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

　　针对下一步需要进行的改革，相对利益受损的大小可能也确如张教授的排序，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恰恰反映出此前各集团间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利益分配过程中，经济学家作为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很容易倾向于维护固有路径而非积极地反思并不断顺应新的发展需要。

　　哈耶克曾说，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而经济学家则主要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

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

　　就此而言，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更需要自我约束的良知和自我否定的勇气。毕竟，对于他们的学术主张，最后还是需要经由全民用脚投票的。

　　□葛丰(上海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