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受损论反思改革的阻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5日举办主题为“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的研讨会，国内多位重要的经济学学者与会参与论辩。其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他提出“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此次研讨会更大的背景，是2004年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已经演变为对改革方向与路径 的全面思索。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改革受损论”反思改革的阻力

　　可以预见，张维迎的“改革受损论”和“既得利益补偿论”一定会受到猛烈抨击，因为他在为既得利益者说话，让改革在不损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推进。笔者的态度是，张维迎的“改革受损论”不无道理，而他的“既得利益补偿论”则值得商榷。在此，笔者只想借张维迎的“改革受损论”反思一下我国当前改革的阻力所在。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这是一句大实话。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具体说来，改革就是改变不合理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从而达到在政治上更加民主法治，经济上更繁荣发达，分配上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更加富裕安康的目标。那么，在旧体制下谁是不合理体制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呢？对此，我们不妨从改革涉及的方面进行分析。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富裕文明国家，是我国最大的改革工程。几乎一切具体改革措施都围绕它展开。首先，我们要依法规范国家权力运行，限制官员权力行使，这使得领导干部失去了旧体制下的许多权力，以权代法、以言压法，言出法随的权力风光不在。不仅如此，各级官员还要申报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收入状况，自己及其亲属还要远离许多商业经营，甚至连自己的官车也要被改革掉。正因为在旧体制下，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丰厚，因此他们才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相对利益”，这种利益具有不合理性，因此成为改革的对象和内容。

　　事实上，在旧体制下，哪个阶层享有的不合理利益越多，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大；相反，在旧体制下哪个阶层获得的合理利益越少，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小，而在改革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就越大。事实证明，农民是旧体制下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少，因此在改革中受损也最小。

　　正确认识“改革受损论”不应得出“既得利益补偿”的结论，而应当从分析改革受损阶层入手，认真反思我国当前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从而在制定改革措施和推进改革过程中注意克服阻力。

　　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如果在改革中将某个阶层在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充分予以肯定并给予利益补偿的话，就没有公平可言，不仅事实上造成新的不公，而且会让人们怀疑改革的正当性。但改革受损者在改革过程中不支持改革、消极对待改革甚至给改革“使绊”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国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公车改革长期不见进展，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明确改革受损阶层就是把握了改革的阻力来源，这对于消除改革阻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李克杰

　　“开门改革”是破解利益迷雾的良方

　　利益的分歧导致立场的不一致，争论各方也容易因此分化成不同的阵营，这并不难理解。但在今日之中国，若一味强调要“尊重”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往往意味着强势群体的话语权进一步得以强化，而与之相伴生的必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被进一步侵害、剥夺。诚如孙立平所言，既得利益者而非弱势群体“扭曲政策的能力”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然形成，“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实施环节，扭曲机制开始进入政策制定层面”。这样一来，如张维迎所说的改革若不优先“补偿”现有既得利益者也即强势群体，“否则就进行不下去”，其实已经不单纯是一句威胁，事实也确可能如此———但这也许正昭示出目前中国的潜在危机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想来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但在笔者看来，这很可能与以往的改革从来就是所谓的“精英改革”、“关门改革”密切相关。在自认为掌握着“真理”或“正确观点”的少数“精英们”眼中，只有他们的意见或观点才是“科学”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由草根们来投票，“草根们懂什么”———这样一种认知在精英们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

　　可中国的这些“精英们”恰恰没有想过，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改进’的最优政治对应物”应做何理解；更没有弄明白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精髓及其对社会的指导意义何在。亚当·斯密指出，在法治秩序保护下的平等权利，是百姓不会变成穷人、穷人可借以摆脱贫困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自始至终对穷人、弱势群体优先提供帮助，重点保护他们的权益不受损害，就理应成为制定相关政策所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平等权利如何获得呢？赋予民众“平等投票权和表达权”，这一前提条件势必不可或缺。

　　鉴于此，笔者支持杨帆教授“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之观点。换句话说，中国今后的改革更亟须一种“开门改革”，要能让民众有机会、有渠道充分表达才行。对政府而言，其责任就是要不断创造机会或疏通多种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层次的民众之利益诉求，以便使如改革这样的公共决策能够尽可能对每个利益群体公正，并在此基础之上，向穷人、弱势群体倾斜。

　　一个精英充斥的政府要想成为优良的政府，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懂得自我节制。某种意义上说，破解改革“迷雾”，其关键或许正在于此。

　　孙凤忠

　　“赢家通吃”中蕴含的精英独裁逻辑

　　在我看来，张维迎教授“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的观点根本不值一驳。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凭经验就能明白：如果谈到中国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

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总而言之，近二十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没有被落下。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

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成了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又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像张维迎教授这样将自己的政策主张自封为“科学”，拒绝社会公众的“投票”，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这意味着一部分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依附的利益集团，在发现已经无法用公共利益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行包装，并且自己已经为民意所彻底抛弃之后，便索性撕下了所有伪装，亮出了底牌，决心用反民主的手段继续垄断所有利益。

　　同时参加了研讨会的孙立平教授，在会上用这样一组判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一是结构定型，即穷富强弱现在已尘埃落定，泾渭分明；二是精英联盟，即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结盟；三是寡头统治，即种种反民主的言行开始出现；四是赢者通吃，即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获得优势，就可以在其他领域畅通无阻。张维迎教授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在因为与财富集团的关系而饱受公众舆论质疑之后，现在又开始为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权力精英“鸣不平”，为孙立平教授的判断做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中国的改革确实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们格外有必要重温一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名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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