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核心提示】

　　王海之后，中国职业打假人的生涯起起落落，始终再没有形成气候。

　　但这群人一直在坚持，几乎每个大城市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声音已经不再为公众兴奋和激动。

　　今年的郑州，这些职业打假人的活动似乎比往年更加频繁。无论是安利、诺基亚等世界驰名的大公司，还是公交公司、药店和超市等本土企业，他们都不得不和这群职业打假人纠缠在一起：寻假——索赔——打官司。

　　全民打假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群职业打假人再也找不到10年前那种英雄般的感觉和气势，他们现在所做的努力，绝大多数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连近几年打假一向成果颇丰的王进府也感叹：“忙了一年，最多落个肚子圆。”

　　“现在进行职业打假，就像在一条断头路上，进行最后的狂奔。”一知情者说。

　　●职业打假人忙碌的2005

　　在打假名人葛锐眼中，2005年不是一个打假之年，但今年发生在郑州的类似官司其实并不少。

　　5月31日，30岁的王进府首先发难，以纽崔莱牌天然B族维生素片系“国内生产贴上进口批号”欺诈消费者为由，将著名的安利公司诉至法院。

　　11月28日，空调公交不开空调，郑州人兰增奇将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告到法院，要求退还1元“空调费”。

　　11月29日，王进府再次以手机软件设计有缺陷为由，将诺基亚生产商和郑州某销售商告到法院。

　　12月1日，吴进文四赴郑州打“零钱”官司，被告是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第二分公司，原因是吴买橘子时“超市多收了5分钱”……

　　●王进府打假的历史变迁

　　12月16日，30岁的王进府从苏州回郑，用他的话说，“刚摆平了当地一个药店”。

　　王进府看上去憨憨的，有些不修边幅，稍显邋遢，但言语中，不自觉透露出一些农民式的狡黠。出道之前，这位河南郏县人曾是一名初中教师，因不满学校待遇，2000年前后离职从商，逐渐朝一名职业打假人靠拢。

　　最终，王进府决定以专打假药、假保健品为生。“这得感谢一个内行，在一次药品招商会上，他知道我是打假的，就说买啥都不如买药，因为‘假药太多了’，到处都是。”王进府说，经过点拨他如梦初醒，从此专打假药，足迹遍布30多个大型城市，先后打击举报假药、假保健品400余种。

　　在郑州市区西南的后河卢村，王花钱租了一个小房子，一台电脑，一张床，“每个月100块钱房租，也算有个窝了”。

　　今年5月，王进府创办个人反假药、反行政不作为网站——愚公移山网。

　　王进府一直以来相当低调。对奔赴全国各地四处打假之事，王进府并不愿意张扬——他比较看重的是与厂家“私了”。

　　但近来，王进府有些变了。因为这两年打假进账很少，每年两三万元，除掉成本、花费，所剩不多，而以前每年收益都有七八万元。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他被众多商家“盯”上了，甚至有人放话要收拾他，理由是他打假纯属个人牟利，不顾医药界游戏规则。虽然，王在郑州、长沙、河北等地先后打赢了数场“假一赔十”官司，但他坦言，现在已经没有了几年前动辄坐几十个小时火车去外地打假的勇气，一个字：累。

　　当众多因素积累在一起时，王进府在悄悄地改变。

　　在今年郑州的一些官司中，王进府自觉或不自觉地邀请了一些媒体跟进报道。据王进府的一位打假同行透露，“名声在外，利于打假”。

　　●另类打假人的“维权追求”

　　除了像王进府这样的职业打假者，还有一类人打假更像是“玩票”，他们并不喜欢选择“私了索赔”，而是喜欢打官司让对方认错。郑州的田北方和南京的吴进文就是代表。

　　田北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电信”官司，从郑州一直打到信息产业部。但他自己并没有在这上面赚多少钱，也没有和对方“私了”。他有自己的生意，生计不是问题，执著打这些公益官司的动机，就是想给大家“维权”。

　　58岁的南京人吴进文以打“零钱官司”闻名。

　　郑州人对老吴一点也不陌生，他在郑州的官司目前已有五六起，他都是原告。

　　老吴的零钱官司从一年前开始，从南京打到扬州、镇江、郑州，全都是对方超市少找2分、1分的零钱。老吴赢多输少。

　　实际上，老吴是南京一名退休工人。知情人士透露，“老吴的退休工资每月两三千，他不缺钱。”在老吴看来，来郑州打官司就是锻炼身体。

　　而一个隐性因素就是，老吴在南京的打假空间受到了司法界“排斥”。与老吴较熟的王进府说，老吴来郑州打官司是无奈之举，因为南京的法院不再支持老吴了，理由是“老吴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

　　●打假路上的“名利场”

　　“只要索赔的金额不大，他们(商家)见了我马上就解决问题。”这种待遇让葛锐有时候感到很自豪。

　　同样会有这种感觉的还有王进府。在打假药领域有些名气后，王进府在全国的药店管理者那里都不用再介绍自己。对于一些小的假药索赔，对方往往会显得很干脆：“算了，假药你自己销毁吧，你直接来拿赔款好了。”

　　名气的大小，在有些时候的打假活动中，会直接转化成优势甚至金钱。

　　因此，即使是一些和公益官司无关的事件，只要有关注度，也会有他们的身影。例如今年深圳警方歧视河南人的事件发生后，起诉深圳警方的人，就有王进府。

　　在媒体大幅报道了郑州空调公交车的维权官司后，直接参与这件事情的“职业打假人”，因为没有被媒体提及名字，十分不开心。

　　但有了名声之后，并不见得都是好事。在自己最红火的时候，葛锐即使是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也不愿意露出真面目。葛锐认为，“急着出名，离他干不下去也不远了”。但对于那些还想在职业打假这个道路上混碗饭吃的人来说，出名也许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打假英雄”的别样归宿

　　郑州打假界名声最响的，首推葛锐。在他红火的1998年前后，还有刘政军兄弟和李玉青等人。

　　在声名鹊起之后，他们都选择了退出。

　　李玉青早在2000年前后，就已经彻底地退出，成为一家台球厅的老板。

　　刘政军打假一度和葛锐齐名，但在坚持了几年之后，他也选择了放弃。现在，刘政军是一家单位的中层干部，日子过得还不错。

　　葛锐“成名”最早，但他没有正式单位，也没有去做生意，在打假维权的道路上，他不得不坚持走下去，但以前打假索赔的方式，葛锐显然不愿意再采用。

　　葛锐曾经被外地几个大的公司聘为打假顾问，作为公司的员工出现在打假领域。但这些公司最后并没有按照承诺给葛锐丰厚的报酬，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这种“工作”也不得不结束。

　　葛锐没有学过法律，但却擅长打官司。由于没有律师资格，葛锐选择了挂靠律师事务所的办法，为别人做法律咨询服务和民事代理。由于自己的影响力，他做起来并不是很吃力。

　　这些在郑州曾经声名显赫的“打假英雄”纷纷退出或者转行，葛锐总结出来的原因是，“商家越来越精明了，支持者太少，如果不转行，饭都吃不饱”。

　　民间打假人的出路何在？葛锐曾经说过，民间打假人始终不能名正言顺，对官方机构而言，民间打假人如同鸡肋，希望他们发挥净化市场的功能，不希望他们捣乱。

　　记者手记

　　他们的末路 我们的悲哀

　　他们是一群饱受非议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民间打假人。

　　当葛锐、王进府这些民间打假人面临末路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和很多现象值得反思，再反思。

　　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打假，他们毕竟打到了“假”。归根结底，社会法制的不完善、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众多商家的不诚信，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自觉或不自觉缺位，直接导致了“假”的存在。

　　他们没有错。

　　可现实是，他们的末路不是因为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已经消失，而是因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商家的排挤或嫌弃。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但愿有一天，世界上真的不再有职业打假人——原因仅仅是无“假”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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