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与农村金融机构接头仅有政策还不够

　　本报记者 欧阳晓红 程志云 北京报道

　　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支农，一方面参股的股东要收益，5—10年间要建成现代金融企业的乡村社区金融机构能如愿吗？

　　2月21日公布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表示，允许私有资本、外资参股乡村社区金融 机构。这份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用400余字着力安排了农村机构的发展前景，足见中央对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视。

　　但在农信社、外资及私人资本对这份文件的不同解读中，却流露出对乡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观望与顾虑。

　　外资诉求与支农政策

　　“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而在一号文件作出此决定之前，银监会就已为农信社定位——在5-10年间建成现代金融企业，最终成为商业银行。

　　2月20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全国的合作金融监管暨改革工作会议上就称，农村合作金融要争取用5至10年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过渡到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两天后的2月22日，银监会开始全面启动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工作。

　　文件的出台以及金融管理部门一连串的举措，无不显示乡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刻不容缓。而促其快跑的首当其冲的生力军，似乎就是外资与私人资本。

　　但目前看起来，这股生力军要参与农信社的改制还不那么强大有力。

　　浙江省一位农业合作银行负责人说，实际上地方信用社和农业合作银行是否引入外资，更多要看省联社的态度和农信社改制的情况而定，“引入外资的不同诉求点在于，外资是讲究收益的，更多是从股东利益方面考虑，一些情况下，他们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和农信社支农的政策背景产生摩擦。”

　　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就浙江本地而言，由于金融是稀缺资源，本身并不缺少资金。农村合作银行的资金基本上是来自于民间，很多老板都找各种关系来入股农村合作银行。引入外资的好处首先是可以为银行带来品牌效应，其次，也可以带来更科学的管理水平。

　　而一位中部省联社人士则认为比较困难，因为目前西部农信社改革本身遇到一些难题。

　　他解释说，前几年，一些城信社和合作基金会出现风险的时候，大量拆借农信社资金补窟窿，造成大量坏账。这些问题都影响到目前的农信社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外资在国内农信社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会愿意为这些改革成本买单。“因此，首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中央紧密合作，帮助农信社改造机制，解决资金问题。只有达到这一步才能真正引入外资。”

　　“要与国际资本接轨，企业所有的表现、公司治理结构、财务业绩、未来的整个盈利都要跟国际的标准比较，而比较将带来压力。”一位业内人士称。

　　值得一提的是，据了解，全球排名第20位的大银行——荷兰合作银行，也是全球开展农业小额贷款最多、最为成功的银行，在2006年1月，它与IFC(国际金融公司)、杭州联合银行三者间签订了初步协议：荷兰合作银行将联合IFC总共入股24.9%的股份进入杭州联合银行。

　　其中，荷兰合作银行收购杭州联合银行14.9%股权。事实上，这家荷兰合作银行已于去年12月与辽宁省农村信用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也是辽宁省副省长鲁昕05年访问欧洲的重大成果之一。鲁昕乐观地表示，2006年4月，辽宁诞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也许正是与荷兰合作银行签署协议的辽宁农村信用社。

　　此前，荷兰合作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蕙女士也曾表示，先参股某试点省份的农村合作银行，长远目标是通过联合，使其具备规模效益，以同其他同业竞争，然后再把成功的经验扩大到中国更多地区。

　　仅有政策还不够

　　荷兰合作银行的首开先河，显然是看中了中国新农村金融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潜在收益。

　　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资产总额37，206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22，008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0.9%)，总负债35，553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32，62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的10.8%)，所有者权益1，653亿元，在各项业务发展的同时，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明显有所改善。

　　虽然外资或私人资本参股于其中的收益可能一时还无法量化，但无疑已若隐若现了。

　　“对外资来说，一般性的并购多是关注市盈率，而金融类公司看的则是市净率(股价与账面值比率)，内地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市场潜力巨大，增长性更强，因此估价肯定会比开放性的竞争市场要高一些。”软库软银金汇投资银行业务总裁、香港证券专业学会专业考试委员温天纳教授说。

　　他告诉记者，此外，外资参股内地金融类公司，也有希望与中资金融类公司建立起特别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考虑，以期今后自己在内地的公司可以利用中国的网络发展自己的业务；对外资入股来说，入股中资金融类公司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机会。

　　他认为，在现有外资入股中资金融类公司的热潮中，特点之一是一些中小型的金融类公司，其合作伙伴反而是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国金融机构；而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其入股的外资伙伴却主要是大型的投资银行，或是区域内并非特别著名的外资金融机构。

　　“应该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吧，因为2006年之后，中国金融业将彻底放开，如果四大商业银行把自己强势的本地网络拱手相让，与外方共同进行经营，会有‘引狼入室’之嫌，因为国际知名的跨国商业银行迟早会直接来中国拓展业务，和四大行直接竞争，”温说，“因此，目前的安排还是比较符合中方的利益考虑。”

　　但目前一些外资入股时，希望有中国政府的担保背书。这显然是外资金融类公司对投资中国的风险考虑。

　　在温看来，对外资而言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地金融类公司的企业管理问题；其二是呆坏账问题——即中国当前金融业的最大难题，究竟目前金融机构的贷款中尚有多少还没有处理，是外部投资者最想知道的。

　　融勤国际中国区总裁融孙红伟则表示，融勤会按照中国信贷试点省份优先合作的流程，间接或逐步参股中国乡村金融机构。融勤国际内部的特别调研小组，认为去年至今年中国金融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的大，这令其加快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关注。

　　事实上，融勤国际已经在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如帮助中国城商行寻找到战略投资者。据孙透露，融勤具体关注与商榷过的省份有四川、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甚至东北。

　　而在“寻宝”与“嫁接”过程中，孙也感受观念与制度设计缺陷的无奈。“因为针对整个中国，越是作为战略投资者性质的介入，希望各个层面做得完好，就越会慎重。但在可能的时候，我们定会‘出手’。”孙说，“当然，仅靠政策与文件出台还远远不够。”

　　也有国际资本表示，此文件无疑更优化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外资可供选择的投资领域更多更广了；虽然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行为，但在大环境看好的情况下，投资与否只是时间问题，毕竟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

　　江西民营龙头农企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告诉记者，目前面对农村，还有不少金融业务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像对农户的支持等；光有中央政策还不行，基层的操作得到位，即下面的金融系统配套工作得跟上，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与其配置，投资者看不到清楚的收益回报，还是无法参与。

　　“不过，若是扫除了一切现实障碍与政策瓶颈，我们还是很乐意参股乡村金融机构当中去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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