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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资本 告别冲动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4日 13:31 新经济导刊

  温州资本热心北上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并不只是简单的资本跨区域转移,而是某种程度放弃了从前的盲目冲动

  文\ 张锐

  与以往备受舆论及政府追捧不同,温州资本在最近两年时间内遭遇更多的是媒体不断
的追讨和决策层的叫停声。但资本总有着自己存在和运转的客观逻辑,在经过原始积累的艰辛和扩张延伸的阵痛过程之后,温州资本还会执着而理性地寻找新的流通渠道。因此,当首都北京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向温州资本抛出绣球的最新消息被媒体快速释放出来后,许多人相信“中国犹太人”可能会创造又一段历史。

  “炒”遍全国

  “这是一个全民投资的地方。”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面前,温州的大小官员总是这样骄傲地介绍着自己脚下的那块土地。资料显示,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16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4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在中国版图之中很难找到如此同样的商业人口结构。

  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分析温州经济时作过这样的描述: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确,在温州民营企业创造了温州70%GDP的同时,近3000亿的金融资本也流向了百姓的口袋。而就在这个庞大而抽象的数字背后,躁动着的是温州资本的不安与激情。

  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过来或者说如今囊中饱满的温州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眼前的一个事实:温州是中国土地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并且目前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服装还是制鞋,不管是电器还是打火机,温州资本进入的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带,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这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由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传统制造业如今进入微利时代。温州资本在寻求第二次创业中遭遇到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了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浸淫多年的温州人并没有失去对资本力量的信任,如同经济学所阐释的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就会变成储藏货币并不能自动升值的原理为大众所熟知那样,温州人也十分谙熟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循着往日十分熟悉的粗放型、资源丰富且又不需太多技术含量的淘金路线,温州资本首先快速降落和聚集到了家门前的房产购置与买卖上。2000年,在全国房市价格在十分平稳的通道中运行时,温州的房产价格却一路上窜,以致温州的"王府井"——五马街这个小小商业街上的每平米房价当时被炒到15万元的破天荒记录。食利和逐利的资本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在当地房市利润空间日见萎缩之后,温州资本的血脉开始向杭州、上海以及全国的省会、中心城市和二级城市密集地延伸。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的短短四年时间内,有近10万温州人手持1000亿元的炒楼资金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纵横捭阖。而且许多从事皮革、不锈钢、鞋、服装等产品生产的中小企业老板也都加入到了庞大的炒房军团之中,他们可以一次调动的资本就达1000万元以上,动辄可向七八套或十来套房子下注真金白银。

  市场如布,总有资本渗透的缝隙。就在“温州炒房团”备受舆论质疑并且在不少地方政府对其亮出了黄牌之后,温州资本开始向另一个地带蠕动爬行,直至做茧破壳成蝶。这一事实可以描述的背景是,2003~2004弥漫全国的“电荒”尽管让不少城市居民陷入到了不安之中,但携着巨额资本的温州商人却放松神经地开进了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了阵阵“红色热浪”。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投入小水电站建设的民间资本超过100亿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外地,而在这些项目中,温州资本占了很大部分。精明的温州人为自己算了一笔帐:在外投资2000万元修建一个水电站,每单笔资本可获得高达23%的年投资回报。

  “电荒”的背后是“煤荒”。中国电力80%以上来源于燃煤发电的事实同样没有逃脱温州资本灵敏的嗅觉。于是,人们看到,在中国的煤炭重地——山西省,一张张原来并不多见的江浙面孔开始穿梭在山洼沟渠之间,布局起他们“炒煤”这篇大文章。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然而,不知是温州资本的命蹇,还是生不逢时,近两年全国各地频发的矿难事故逼迫着中央高层向煤矿开采业刺出利剑。在国家严令关闭的9吨以下的小煤矿中,温州煤商的煤矿大多都在此列。据《工人日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撤离山西的温州煤商已经高达70%左右,剩下的也在陆续离开。

  温州经济有“草根经济”之称,而支持这一经济状态的“草根金融”自然在温州显得异常地活跃。当然这不仅仅是指民间资本链接速度之快,更深层次上是说温州资本对于进入金融银行业始终难以保持着浓浓的情愫。在温州商业银行第一次增资募股且“民间股”的总份额已经从过去的22.96%上升至67.78%的前提下,目前温商行将进行的第二期增资扩股更是引来了民间资本蜜蜂般的追捧,虽然民营资本只有5.1%的现金分红,但在即将募集的29500万股中,“民间股”仍将占据大半壁江山。但温州资本显然并不满足参股的目标,目前,由温州泰力实业、奥康集团等4家民企牵头筹建的民营“建华银行”的报告已经送到了主管机构,同时由温州乐清长城集团、华通集团等7家企业共同出资组成“中驰财团”以及由神力、奥康集团等9家民营企业联手成立的“中瑞财团”事实上以准银行的身份活跃在温州大地上。

  从“炒房”到“炒煤”,从涉足水电到染指金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温州资本展现出了十分清晰的运行轨迹。的确,在全国可以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始终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其一定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正如温州人自己所谈到的那样,温州资本进入的是土地、矿产、水电等许多有待开放的领域,因此就会屡屡触碰政策的底线,并屡屡受到政策的规制和来自多方面力量的拦截。

  是非之争

  英雄不问来处。财气四溢的温州人对于他们的过去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复杂感情。曾几何时,当温州商人将一双双“假皮鞋”“假皮包”玩命地抛向市场时,“每个毛细孔都滴着肮脏东西”的温州资本狰狞面目也大白于天下。在社会的凌厉诘问与拷打之中,温州人开始痛苦地反思与纠错,并以自己诚信的品质、优质的产品换回了良好的舆论口碑。如同中国市场之大可以包容八方产品一样,尔后温州资本也受到了全国各地争先恐后般地接纳。资料表明,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达1800多亿元,创办的工业企业有18000多家,创造的GDP高达800多亿。温州资本在尽情收获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强大身躯和真实力量拉动着异地经济的一路快走。

  然而,当浩浩荡荡的“炒房团”开进全国大中城市并引起当地房价异动,当摩肩擦踵的“炒煤团”袭入山西并引来媒体的诘问,当一个又一个的“炒车团”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绝之后……,温州资本被再一次赤裸裸地撂到了公众审视和拷问的台前。温州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温州资本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黑金”等各种质疑和批判声不绝于耳。

  温州人至今对舆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炒”字耿耿于怀,甚至讳莫如深。在他们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用自己手中的钱投资资源和要素市场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正当行为。因此,说温州资本故意炒作市场是对其的一种误解。的确,温商在中国是最为市场化的一个群体,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从这一点上说,温州资本的投资行为无可厚非。然而,经济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与追求极有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和“非帕累拖现象”早已经成为经济学诟病的核心话题,并在实践中为各国政府所不允。不错,资本的天然本性就是逐利,但正是由于这种特征才决定了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于社会。温州人可以尽情地寻找和发挥资本的增值渠道,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的非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这一角度审视,如果任由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在市场上东奔西突,其势必造成的经济恶果可能要社会为之埋单。

  理论上的推演需要客观事实的支撑,温州资本也必须正视公众的声音和接受社会的评判。以“炒房”为例,从温州市政府率先出台征收高达20%的消费税政策以限制购买第二套住房到这一政策如今为广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复制,及至宏观层面通过“国八条”、提高房贷利率等举措控制房市投机和炒作,温州人不能不对手中的资本进行重新掂量。

  对于温州的一般投资者而言,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也许需要假以时日,然而,当“温州‘炒煤团’都是哭着离开山西”的最新报道跳入江浙的学者与决策者面前时,他们在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恐怕也并不轻松。

  否定媒体给温州人标上的“炒煤团”符号,从浙江省的最高层到温州的经济学者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温州本地十分有名的经济学教授马津龙认为,民间资本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其意义不在资本获利与否,而是告诉人们,这些领域的民资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专门组成的赴山西调查组所形成的名为《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因此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适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资本跨区域流动形成的所谓“炒风”,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习近平称,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所在地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为温州资本打气和正名的导向昭然若揭。

  实际上,导致诸多力量在“炒煤”问题上认识差别的结果在于各自的最终指向不同。媒体所关注的是煤炭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温州经济学者强调的是民间资本的制度变革性作用,地方政府着重描述的是经济效益,而国家宏观层面则十分注重煤炭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凭心而论,如同将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归咎于“温州炒房团”一样,视近两年煤炭价格的上涨为温州资本“炒作”的结果则有失公正。毕竟当前的煤炭市场与房产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结构。在商品房市场,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明显过剩(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8%、局部地区达20%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房产价格的上涨肯定带有人为的炒作因素。但是,我国的煤炭资源需求却存在着供给严重不足的刚性约束,这种市场生态必然导致其价格的上扬。当然,我们还须指出,煤炭行业从来都不是资本的独立游戏,因此对于“外部性”十分强烈的煤炭资源开发,显然不能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作出评估,而应该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量。

  全面地分析,成长中的温州资本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投入到她身上的各种评判就再正常不过了。而正是在社会力量对其作出褒和贬、抑与扬的认知中,温州资本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

  资本腾飞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坐标图上,温州资本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经济民营化力量的标杆抑或旗帜,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的历炼之后,温州资本也许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而社会也会在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中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作为2006年外界抛向温州资本的第一个“

苹果”,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日前携带着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到温州热情推介让当地的民间资本砰然心动,同时客观上也给刚刚遭遇炒房不利、炒煤受困的温州资本打开了一扇亮窗。在许多温州投资者看来,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可能是温州资本的“最后晚餐”。而且目前浙江的国企改制早已完成,因此只有在异地才能找到资本降落的平台。

  温州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应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前几年,就有不少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借上海国企改组改造之机提前进入到了国有企业。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其中,温州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曾创造了一次性在上海兼并了34家国有企业并实现当年产值上升10亿元的历史记录。

  与上海相比,北京国企在温州人心中有着特殊的份量。过去数年中,外地省市到温州进行招商推介,平均每年有高达2000多个项目,但从来没有一个是北京的。而这次北京第一次向温州人抛来“绣球”,当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刺激性。另外,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情感上讲,能够进入北京投资,对于许多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一种少有的成就感。当然从纯经济的角度而言,投入北京国企无疑为温州资本提供了十分理想而又宽阔的发力通道。基于此,包括中驰财团和温州最大的汽配企业冠盛汽配公司在内的100多家企业正在摩拳擦掌,并准备近期进京考察。

  在笔者看来,温州资本热心北上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并不只是资本跨区域转移的简单意义,在某种程度是温州资本趋向成熟——放弃了从前的盲目冲动,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引导的标志。如果能够在实业领域踏实运作,温州资本可能实现第二次腾飞。

  从理论上说,资本跨界流动是资本追逐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结果,对于流入地而言,可能会产生资本的“洼地效应”(资本流入越多,越能改善经济环境并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但对于流出地而言,如果资本大规模的外迁,就会形成资本“空洞化”现象,最终削弱经济成长的原始力量。因此,如果借助以上关于大量温州企业将北上北京的背景烘托,温州资本已经存在的“外逃”迹象就被进一步放大。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温州目前的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涉及的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天正,温州休闲服业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阀业的龙头凯泉集团、人本集团等。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

  资本如泄洪般的外移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重新思考,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温州企业本土生存环境的审视。尽管温州的决策层并不承认当地资本的流出是“外逃”而是“外扩”,但有一点值得思考,在过去20年,温州经常能看到外地政府部门组团来招商,但温州吸引的外资只有6亿美元,而且到目前为止,温州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的外资企业。当然,我们完全相信发端于本土的温州企业暂且可以支撑起温州经济的大盘,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在资本大量流失且一旦出现外部经济成份补充不足的情况,温州还能持续辉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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