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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南方日报今天报道，“两会”代表委员十分关注水、电、气等事关民生的公用事业涨价问题。对于凡“听”必涨，他们提出质疑，并坦言自己的立场:公用事业亏损不能老让市民掏钱“垫背”，而应让第三方核算成本，透明公开(详见A03版)。
普通百姓尽管人数甚众，但在与公用事业产品供应者的价格博弈中，似乎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和弱势地位。其实，公众永远是讲道理的，即使低收入人群，也没谁要求回转到免费供给的时代，或要求公用产品定价大大低于成本。或者说，假如成本中的某些客观因素的确上升了，产品的供给合理涨价就在所难免，且可以被社会所接受。
成本永远是商家的“秘密武器”，否则，房产商就不会对公布建房成本的公众要求讳莫如深且百般阻挠。“成本提高”永远是产品涨价最堂皇的理由。问题是，成本当中究竟包含哪些因素，其综合成本究竟已高到何种程度，怎么能由着供应者单方面说了算？表面看来，听证会既是发扬经济民主的平台，也是探究、核实成本的过程，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由于信息不对称，供应者常常处在话语的强势地位；听证者即使心存怀疑，往往也无法拿出翔实的数据予以回击。
公用事业单位的经营成本，有时就像一个谜。例如:一家公共事业单位，既可能人员严重超编以至人浮于事，也可能在用人方面做到最高效、最“经济”；既可能合理控制工资奖金水平，也可能巧立名目乱发钱；在办公经费、业务经费开支中既可能坚持节约，也可能铺张浪费，某电力公司一个会议花费几百万，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把“既可能、又可能”的尺子，既未作为听证会上供应商计算成本的工具，更不可能掌握在公众手里。再例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共事业无疑也是市场化经营，资源配置、市场决策、风险防范，同样严重事关其成本。曾有媒体披露，由于多家电信商各立山头、盲目竞争，因重复布点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浪费可以建好几个三峡工程。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类损失，当然会反映在成本里，最终只能由消费者“埋单”。
那么，听证会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像“两会”代表委员建议的那样，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意见，增加作为重大事项，由人大常委会审议表决来完成，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公用事业价格合理的问题呢？也未必。公用事业处在垄断经营地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无论是政府对其管理还是公众对其监督，都和管理、监督充分竞争条件下的一般企业有着重大区别。假如说成本永远是公共产品定价的关键依据，则真正搞清其客观存在的成本，且通过有效的管理监督而促其把成本降至最低，是摆在政府、公众面前最大的难题。要破解这道难题，不仅需要责任感、热情以及听证会等民主监督的形式，还需要各种高明的现代技术手段和工具。问题是，谁能够掌握这些技术手段和工具、完全出于公心而且也能被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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