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渐行渐远还是当务之急

　　当我们还在为是否开征遗产税争论不休的时候，香港已从2月11日起正式取消了遗产税。有关遗产税的话题，再次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税费神经。据悉，遗产税这一税种正在全球遭到“历史性滑铁卢”：意大利、瑞典、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取消了遗产税，美国也计划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随着“富人税”———遗产税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寿终正寝”，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有必要开征遗产税吗？

　　开征遗产税仍需等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博士生李华罡在《新京报》撰文指出，

遗产税的推出在中国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他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有很多人开始反对遗产税，其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甚至可能得不偿失；二是不利于吸引大量的投资和人才流入。西方有个蒂布特定律，说的是人们往往会选择那些税率较低、税制简单和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定居。这样，设立了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来投资者方面可能处于劣势；三是遗产税并未真正有效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后，个人财产无论是现金存款还是物业本来就是税后财产，是人们节俭治家并投资创业带来的回报，是对劳动价值的肯定，而遗产税减少了人们储蓄和投资的动力，容易鼓励人们“今朝有酒今朝醉”。

　　遗产税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劫富济贫”，一是促进代际公平。遗产税利弊皆有。不同国家各有各的国情，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于是否要推出还是废除遗产税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人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国民财富也有了较大的增长，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大，这就为遗产税的进退提供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总体来说，我们民众还不富裕，人们的创业压力还很大，正是财富积累和引进外力、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段。其次，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个人收入透明度不高，政府难以掌握，遗产税的开征成本必然很高。而且，东、西方的文化特质迥异，东方文化宣扬的是发扬和光大祖宗的基业。

　　开征遗产税“该出手了”

　　河南大学教授巫继学在网上撰文指出，现在开征遗产税正当其时，是再好不过的机遇。错过这一最佳时机，可能我们不仅会失去民意，而且还将付出历史代价。他还对种种缓征遗产税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遗产税会挫伤富人创造的积极性。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避税甚至偷税漏税，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冒险尝试。横看现今执行遗产税的国家，并没有遗产税挫伤资本的实例，有的只是想方设法地少缴税。如果说遗产税会挫伤富人的创造性，那是太低估资本的力量，也太小瞧富人的创富能力了。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开征遗产税条件尚不成熟，因而应该缓征，甚至有专家说要到2020年左右征才合适。开征遗产税，我们还得越过三道门槛：财产登记制度，信用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没有配套的制度，征税可能只是空谈。但是，我想说许多人都想说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有人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财富分配，而是财富创造。实际上，我国已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占储蓄账户总数20%的高收入阶层，其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因此，遗产税的开征有了一定的现实经济基础。此外，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现实表明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走入危险的境界，这也对遗产税的开征提出了迫切要求。

　　有人提出，发达国家与地区中也有在征收遗产税中叫暂停的例子。叫暂停，不足为怪，因时制宜本来就是经济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公平与效率作为一个动态博弈机制，从来都应随机应变：当效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时，必须效率优先，相反，当公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时，必须公平优先。所以，即便有国家与地区叫暂停遗产税，也不能说明我们就不应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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