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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评论员 商寅泉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近发布了一组数据，说代表生活水平高低的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1.8%，比2000年降低4.5个百分点，比1978年的58.7%降低了近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媒体在公布了这组数据以后，还特意有一个结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北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
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
看了这组数据以及这个结论，对照一下自己，对照一下身边的人，对照一下整个社会的状况，笔者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真的进入“富裕型”生活了吗？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方面，也呈现出逐年降低的态势。但是，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数据，并因此下结论宣称一个城市的居民生活进入“富裕型”，笔者则认为尚有不妥之处。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计算方法，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根据恩格尔系数的标准衡量，59%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或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这个标准的核心是在总收入中用于满足口腹之需所花的钱越少越好，说明进入“富裕型”生活阶段的家庭有更多的余钱用于文化精神消费，说明生活质量已经能够与世界上少数富裕国家比肩。
笔者并不怀疑北京市统计局和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31.8%数据的真实性，也完全相信为这个31.8%提供支持的被调查对象的真实生活水平，更相信在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方面，北京城市居民的确已经有较大幅度的降低。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是结论，即在公布一组数据之后，就匆忙下结论，把北京人生活水平归结到“富裕型”，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刚告别温饱、平均进入小康的现状，硬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平扯到一起。
笔者之所以这样评价城市调查总队的结论，有两点理由。
其一，恩格尔系数的计算方法是“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目前北京市以至全国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在30%多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基本上应该在30%～50%之间。但以这个标准就得出结论，说我们是“富裕型”，未免有些牵强。因为这个食品消费支出比例并不能全面反映当前的居民生活水平，在这30%多的支出内，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并不高，还没有达到健康、安全、营养的高质量均衡水平。而在另外的除掉食品消费支出的60%多的总支出中，也并没有像发达国家城市居民那样，用于精神文化消费。那么有人会问，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花在高额的医疗费上了，花在高额的子女教育费上了，花在高额的交通、电讯费上了。这就是说，真正用于文化精神消费的钱，远远低于60%多，甚至低于20%。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的当今中国，在除去省吃俭用的费用之外，要锱铢必较地留下养老钱、看病钱、子女教育钱、住房贷款钱、出行交通及电讯钱等等，机械地用恩格尔系数给中国城市居民套上一个“富裕型”生活的光环，不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自己。如果非得按照恩格尔系数表现地方政府的政绩，那也只能是个“伪富裕型”，有泡沫的成分，虚。
其二，是定向调查对象的采集选择。笔者在两年前有一篇评论谈及如何客观看待恩格尔系数，即提出过采集对象的选择。因为在统计学的范畴里，采集对象的选择是一门颇有学问的工作。就北京而言，你如果把采集对象放在CBD白领一族，放在中关村电脑商、大专院校教授讲师，放在著名医院主刀医生的身上，得出的恩格尔系数肯定很低；而如果放在老工业区、放在大量的离退休、下岗人员身上，那恐怕也就是小康甚至温饱水平。在提及采集对象时，笔者又想涉及另一个经济学术语，即“基尼系数”。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个报告透露，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已达合理值的上限，达到0.4左右。这个0.4是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再往上走就是“差距偏大”和“高度不平均”。
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两相比较、综合分析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对“富裕型”的评价，还是慎重、客观一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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