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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山
日前，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指出，遏制公车私用的出路在职务消费货币化，“要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他表示，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据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一条探讨遏制公车私用的新闻，不想却异化为“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之论调——在某网站以标题《清华教授：中国应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将此放大后(原标题为《遏制公车私用的出路在职务消费货币化》)，即刻产生了极大的敏感反应，网友纷纷指责任建明教授为权力阶层代言。由此，笔者不得不佩服网络编辑制标题的“功力”，和惊叹网友不问是非的群情激昂。
仔细阅读原文，任教授的观点大致有几层意思：“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要“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在公车使用上，各级领导干部应起表率作用，带头遵守法律，严格要求自己”。任教授的意思很明了——公车不但要改革，而且还要严格监督领导自驾公车。
坏就坏在任教授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公众对公务员工资福利颇有微辞的大势环境下，任教授这句话显然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那么，任教授何出此言呢？我们又何以为听呢？
这恐怕要回到任教授的整个谈话中，及当前公车改革的现实状况来审视。当前公车改革的路径是公车拍卖和实行“车补”。任建明表示在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的时候，政府要同时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但这不说明改革工资制度就意味着公务员工资的必然增加，而从当前的公车改革状况看，为此而进行的工资改革主要在于结构上的适当调整。
例如，在先前各地的公车改革中，对公务员实行“车补”，将职务消费明确货币化，看似在工资福利的数量上得到了增加，但实际是以调整工资结构变隐性职务消费为显性“车补”。再例如，一些地方实行“购车提前支付车补”制度，通过一次性大额补贴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这同样是通过改革工资制度实现公车改革的有利举措。至于如何改革工资制度，首先要保证在阳光、廉洁的前提下，实行透明化和公开化，特别是对于“车改”而进行的专项工资改革，更要纳入严密的监督体系，谨防借“车改”之名行暗补之实。
值得强调的是，“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并非“车改”目的。同样是任建明，他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曾指出，车改是致力于消除公车使用上的不正之风或腐败现象。很显然，公务员买得起车是消除公车腐败现象、顺利实现公车改革的有效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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