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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网公布了2005年部分贪官受到法律制裁的一览表，其中不少是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最终却被判处无期徒刑，像比较典型的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枝、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这些大贪官为什么能够“免死”？“免死”的理由为什么总是“雾里看花”？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去年12月15日依法对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
韩桂芝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2年执行。报道称，经法院审理查明，韩桂芝受贿总计702万人民币，“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3条、386条“个人贪污受贿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韩桂芝本应处死刑，但为什么没有对其判处死刑呢？法院向社会公布的原因是：韩供述了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赃款全部追缴，认罪悔罪。
对于贪官们这些免死理由，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类似判决，几乎都是如此：去年7月20日，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603万一案，一审判处死缓；去年3月16日，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受贿1304万一案，一审判处死缓，都是这样的理由。再往前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受贿930多万，均被判处死缓，其理由同样是这些。
像韩桂芝、马德、毕玉玺这样的大贪官们，动辄受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民币，最后竟还能免死。虽然人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判决是公平的，但是，在多数公众看来，法院公布给社会的贪官“免死”理由，总是感到像“雾里看花”，模糊不清，既缺乏明确的法律说明，又不透明、不具体，难以服众。
先说“供述了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向社会公开。一个是贪官供述的是否事实？不能仅凭“供述”就视作“有立功表现”。如果“供述”的事实成立，那么，其“供述”的“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在其案件的全部受贿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像韩桂芝案，她总计受贿700多万元，如果这部分仅有10万、8万，或占很小的比例，能构成对其减轻量刑的理由吗？
关于“赃款全部追缴”，也成为贪官免死的理由，更让人感到疑惑。贪官们几百万、上千万的巨额“赃款”是以什么形式“全部追缴”的？他们贪污、受贿经过了几年、十几年的过程，案发后，又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被“追缴”的？应向社会有所交待，以示法律的公正和透明。另外，追缴赃款、没收非法所得，是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怎么能作为减轻量刑的理由？
至于“认罪悔罪”也成为贪官免死的原因，只能说明我国审判机关对贪官们的“宽容”。因为，“求生欲”是人的本能。在案发以后，几滴眼泪、一纸检讨、一句“对不起党的多年培养”，就可以算作“认罪悔罪”，就可以生死两重天。但是，这种背景下的“悔罪认罪”，有多大的真实成分，谁又能说得清楚？
老百姓为什么希望对大贪官们“免死”的理由具体化、公开化？这里既有对严惩腐败的民意诉求，也有对大贪官们“余威发力”的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开贪官免死的具体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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