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社会贫富等级的划分和扩大内需的选择

　　社会观察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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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对于14万亿居民储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内需不足的讨论中，一个认识已经越来越明确，即不能将这14万亿当成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要看到这14万亿是由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是由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人所拥有的；大部分存款实际上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大多数普通民众人均拥有的储蓄是很有限的。获得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对待这些储蓄，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

　　同样的认识对于解决与之相联系的内需不足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扩大内需涉及的是民众的消费行为，但在以往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几乎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消费逻辑可能全然不同。因此，在新一轮促进内需的政策出台之际，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非常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内需的扩大，不仅需要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社会政策。

　　这里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这主要取决于划分阶层的目的是要解释什么问题。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上层、中层、下层或一般民众这样最简单的三分法也许就足够了。

　　首先来看上层，即通常所说的富人。一般来说，富人的消费系数要低于穷人，因为其有限的需求与巨额的收入相比往往不成比例。而且，一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越是集中，贫富差距越大，富人的消费系数就可能越低。在目前我国较大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富人的需求处于相对饱和状态，是导致内需疲软的一个直接因素。因此，刺激上层社会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说富人的需求相对饱和，意思是基本需求的消费处于饱和状态，但非基本需求的消费却是弹性的，不可能真正达到饱和。因此，谈到富人消费，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

奢侈品的消费。应当看到，奢侈品消费是社会中正当消费的一部分。有时，奢侈品的消费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独特的作用。如桑巴特就特别强调了新兴商人的奢侈性消费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最近高盛完成的一份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表明，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经达到60亿美元，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已增长至1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报告称，在未来4年中，中国奢侈品消费需求将达到每年约25%的复合年增长率，在2008年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9%；在2015年将占29%，并超过日本的28%。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奢侈品消费能够真正利国利民。这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目前中国社会上层所消费的奢侈品，主要来自进口，对国内相关产业拉动作用并不大；第二，有关奢侈性消费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奢侈品消费本应起到的财富转移的作用无法发挥；第三，如何使奢侈性消费不走向畸形，还需要完善制度上的安排。

　　其次是中产阶层的消费。中产阶层无疑是扩大内需潜力最大的群体。尽管目前对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成长速度的估计有很大的分歧，但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张是必然的。在发达国家，巨大的消费能力实际上主要是由中产阶层来支撑的。在我国，中产阶层也开始成为在市场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消费主体。

　　要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问题。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也仅占总人口的20%。实际上，这里使用的标准是很低的，是将城市中除困难群体之外的居民几乎全部计入中产阶层。按照稍高点的标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而且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不分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发育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过于不均衡，上层挤占了中层发育的空间。要将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到以内需为基础上来，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是必然的要求。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

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也生活压力沉重，甚至负债累累。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在国外，中产阶层的含义之一是安居乐业。这也是其能够成为消费主体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中产阶层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是启动这个阶层的内需所必要的。而对于损害这种状态的政策出台，应当慎之又慎。比如正在酝酿的物业税就是如此。在一些大中城市中，部分中产阶层拥有两套住房，是一个事实。但在社会保障严重缺位，职业稳定性又很差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第二套住房有点类似于农民的土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障措施。如果依据国外惯例对其征收高额物业税，必然会严重打击其生活稳定感。

　　当然扩大内需涉及的最广大的群体是一般民众，包括社会的下层。而一般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消费上遇到的问题则与上述两个群体相当不同。这部分人尽管人数众多，但其收入和存款都并不多，即使是有限的存款，也主要是应急钱和保命钱。对于他们的储蓄，要特别谨慎，不能轻易采取赶储蓄出笼的措施。

　　应当承认，我们过去的扩大内需的措施，往往对这部分人造成伤害。因为过去刺激内需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提高物价，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一轮刺激内需的政策，尤其是资源和公共物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对这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所以，对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内需，一定要特别谨慎。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从长远来说，则会通过打击民众的安全感而抑制需求。

　　对于一般民众和下层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就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同时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其储蓄稳定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期。鉴于这方面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而提高一般民众包括下层民众的消费能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启动农村市场。虽然这方面有一些令人乐观的消息，如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一些超市开始向农村扩张，但总体的挑战无疑是严峻的。一个国际机构2005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3／4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客观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农民自身收入提高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潜力是相当有限的。但在建设新农村中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会是扩展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契机。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应当对于中小城市居民的消费给予足够的关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真正的购买行动将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以外，即内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这也许意味着，在分析内需的问题上，过去城乡的两分法过于简单，而需要注意从“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的阶梯式推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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