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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事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召开了有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国资委等中央部委参加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座谈会，重点交换了对推进收入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基本思路、主要任务和相关政策措施的意见。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必然的举措。根据官方口径，反映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目前更是接近0.45，并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其中城乡内部、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是对社会和谐构成持续增加的压力。
与此同时，相关重大问题尚待澄清。
理论上说，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有两种。一种主要着力于事后调节和存量调节，另一种则立足于事前调节和增量调节。前者是针对居民收入不平等这一结果，利用财税手段和政府转移支付手段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后者则强调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的重要性，充分依赖市场机制。显然，前者仅仅涉及蛋糕如何分配，而后者更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分配合理，因而存量和增量的区别明显。
而当前收入体制改革给人们的整体印象是存量调节，而不是增量调节。比如，我们一再呼吁改革个人所得税，增收遗产税，增加向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等等。这些固然可以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是只是治标之策。相反，正是考虑到存量调节会导致经济增长积极性，一些国家在长期实行遗产税之后，已经陆续废除。中国香港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当然，强调增量调节并不否定存量调节的重要性。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应正确理解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只有两者相互配合，一个合理的分配体制才得以建立。然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由于市场体制已日臻完善，市场调节过程已经相对合理，而只有结果上的不平等，因而存量调节是主要的。而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则更多地存在于初次调节上的不合理。
拿城乡差距来说， 2003年和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均超过3.2∶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对农村居民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虽然是必要而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城市工人的收入是一个农民收入的3倍以上这个事实符合市场机制的原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说到底，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的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
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为什么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原因或许很多，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源于其垄断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收入差距是市场化不到位的结果。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囿于存量收入调节，而应该在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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