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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曙光
最近舆论界有关“否定改革大方向”的争论唇枪舌剑。回首中国改革近三十年的道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再到去年郎顾之争和现在的有关“改革不可动摇”大争论，相隔十几年总会有一场事关社会命运的大讨论。
争论是一种谋求进步的方式。如果就一篇文章或一种观点认为某某是代表某利益集团说话，显然太过武断；可如果动辄以“动摇改革”指责人们对一些领域改革效果的批评也有“文革”遗风之嫌。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动态。我们可以说改革的决心不可动摇，但中国改革本来就是个创举，迄今为止仍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什么具体改革措施是不可动摇的话，这本身就违背了改革精神而成为一种僵化。当年北京禁放鞭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代表社会进步的改革。这一措施实行10年之后改为“限放”，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不是对“改革”的否定。现在争论最大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国企改革几十年，从厂长负责制到企业承包制，再到涉及产权制度的股份制改革，改革的侧重点在不断变化，在各个阶段都有争论，不能当人们对产权制度改革产生质疑时，就去指责人们是在“动摇改革”。而当今对股权分置改革的争论更是五花八门，根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动摇”，什么是“坚持”。
其次，“市场化改革”不应该代表改革的全部内容。即使西方经济学也认为市场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化”不能解决公共产品的问题，“市场化”不能解决环境的问题，“市场化”不能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要建立各种社会法律制度以辅佐“市场化”。而现在动辄将某观点冠以“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帽子也未免将改革太简单化了。中国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领域起步，但实际上是涉及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社会综合变革。客观地说，目前有些领域的改革是市场化还不够，存在着行政垄断、行政干预问题；而有些方面则是过度市场化问题，如医疗、教育等领域；还有些不应进行市场交易的领域引入市场交易，可称为“泛市场化”问题，如学术领域、权钱交易、卖官买官等等。
再有，改革不单单是某些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实行，更重要的是社会协商机制的形成。准确地讲，机制并不完全等同于制度。它是社会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人们常说现代社会是“契约的社会”，而契约是协商的结果。一个社会是由不同的阶层或集团组成，各个阶层或集团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国人从最开始普遍的贫穷到目前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肯定会有不同的主张，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问题的关键不是谁要“动摇”什么，而是用通过什么方式或程序去“动摇”。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确实非常复杂，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难以保证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都会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但只要是通过公开、公平的机制协商出来的结果，就是“好”的改革。
最后要说明的是，改革要经得起评判。中国人是习惯于有结论地思考，做人要“盖棺论定”，做事要分“是非曲直”。市场经济在中国曾经被批判了几十年，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东西终归还是要发展起来的。人们对改革的误解可以通过争论和社会实践来消除。我们对于改革的风险，不仅要有“容错机制”，更要有“容评、容批、容质疑的机制”。我们不可动摇的是建设民主富强中国的决心，至于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方法都是可提出、可评判、可质疑的。如果硬说什么是不可“动摇”的，那我们反而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了。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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