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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他说，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应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2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言论并不新鲜。经济学家曾说，要让企业的管理者有生产积极性，就该把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让他们有剩余索取权；要让法官公正，要予以法官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
丰厚的报酬；而如何让官员保持廉洁呢？结果又是“高薪”，美其名曰“高薪养廉”；这两年医患关系突出，又有学者高呼：“医生的合法收入不能低于5000元人民币，否则必然产生灰色收入。”在学术界，据说要培养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按照美国的经验，就是要让大学教师们个个闲着，而且衣食无忧，“房车丰”。
如今，要杜绝“公车腐败”，又有人站出来说中国该进行工资制度改革，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按照这样的逻辑，若要那些贪官污吏不包二奶，就该允许他娶多个老婆；若要官吏不贪污，就该给他一架印钞机？企业家掌握着经济话语权，广大公务员掌握的是行政、司法话语权，而医生、教授们则掌握的是知识话语权。说白了，这些都是“有权阶层”。难道，要让这些“有权阶层”勤勉努力，不做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就该让他们优越、优越再优越？在中国，公务员虽然薪资在社会上处于中等水平，但其收入的“旱涝保收”及各种各样难以计算的职务消费，使得公务员这个职业是近年来最为火爆的就业选择。我并非不赞成提高公务员工资，但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他们的收入规范化、透明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谈“让公务员个个买得起私车”。
在上传下达的各种文件中，我们时常会看到这么一句，改革的成果应该惠及大多数人。这些年来，应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成果确实也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惠及那些拥有话语权的阶层，与惠及普通老百姓的，却往往不成比例——这是谁都看得到、摸得着的。
为此我觉得，“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话不但逻辑有问题，而且也讲得太早了点。□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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