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处置的游戏规则缺失

　　撰文/冯戈

　　不良资产处置环节中的诸多问题。对此银监会和审计署已有定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问题。

　　审计风暴的来临，正为人们重新通盘思考不良资产处置的机制提供了最佳契机。

　　银行转嫁经营性损失

　　国有银行千方百计地把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一剥了事，至于剥离后如何来实现国有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如何减少新的不良资产，则考虑不多。

　　在银监会和

审计署指出的问题中，有一类是属于剥离过程中的问题。其中，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收购时把关不严，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

　　在资产管理公司刚成立的时期，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均是通过直接划拨转至资产管理公司名下的，这就为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埋下了经营时的隐患。

　　银监会一位人士曾表示，当初按照账面价值对资产进行剥离，并没有评估资产的价值，也没有对资产价值的变化进行跟踪，“更重要的是，当初剥离时甚至没有对形成坏账的原因进行分析，没有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可能使一些银行借机转嫁经营性损失，甚至通过剥离掩盖违规经营问题和违法犯罪案件。”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表示，这种情况的确普遍存在。在不良资产剥离时，银行处于强势地位，资产管理公司都是接过再说。然后就发现有些不良资产无法确权，没有法律文件证明。还有一些档案资料不全，甚至有些银行提供了虚假资料，并将属于损失类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这种现象在第二次剥离时比较严重，因为国家规定，要“追究银行具体人员的责任”。

　　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的处置中虽然采用了商业化的手段，但在收购中却依然采取政策性剥离的方式。但这种按账面值剥离不良资产的显然存在着一些弊端：一方面，处置的最终损失不确定，也就是说不良资产能够回收多少、最终损失是多少；另一方面，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考核没有依据，处置回收率的高低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不良资产的处置。

　　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仓促上马的原因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驱，是他们极力地游说政府如此作为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非市场化原因，也就不可能对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的设计，也来不及建立一套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过程中的一系列道德风险也很快地暴露出来。

　　首先对国有银行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地把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一剥了事，至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后如何来实现国有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如何减少新的不良资产，则考虑不多。可以说，正因为当时不良资产剥离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机制没有转换，导致2002年至2004年

中国经济的投资过热，国有银行信贷失控。当然，这次信贷失控在短期内不会显现出来，但几年后四大国有银行可能涌现出大量的不良贷款。

　　对于这些问题，在国内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之前，理论界就进行多层面的讨论，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可能性，而实际出现的结果比理论分析更为严重。但是为什么明知有种种道德风险发生，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则来界定来规避呢？

　　“全凭良心办事”

　　如果一个工作人员不是“道德人”，那么其违法乱纪，侵吞国有资产也就正常了。

　　早在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向刚刚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了约1万亿元不良贷款，以及4000亿元债转股的移交。当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聘请的外界专家对剥离资产进行的估计，认为回收率应在50%左右。

　　然而，根据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5年9月末，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累计处置不良资产7366.6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550.3亿元，现金回收率仅为21%。

　　不良资产发生后立即处置，其回收率为98%，三个月后为75%，一年后为25%，两年后则只有12.5%，几乎呈直线下降。据此理论，人们无法对剩下待处置的资产做出乐观的估计。如果再扣除资产管理公司平均约7%-8%的现金费用率，资产管理公司最后能否盈利，甚至都被打上了问号。

　　国内资产管理公司一开始就是在畸形条件下成长与发展。比如说，“现金回收率”和“费用率”是目前考核资产管理公司的两大指标。但是，作为政策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个在一开始就被设定了十年“生命周期”的特殊金融机构，这些考核指标从来就没有形成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真正压力。

　　有资产管理公司内部人士就曾表示，在他们那里，“没有机制约束，全凭良心干活。”也就是说，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完全是一种道德约束。如果一个工作人员不是“道德人”，那么其违法乱纪，侵吞国有资产也就正常了。

　　不良资产被冠以“不良”二字，又因监管体系的不健全，使得拍卖、交易等程序不透明，有人甚至以“神秘”形象其公开化程度。而神秘的背后，意味着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权力寻租的温床也因此而生。事实上，李金华所通报的资产管理公司三大问题之一，正是“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

　　缺失的评估体系

　　没有中小处置机构，处置的渠道太窄，这就是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现实。

　　一笔不良资产在处置过程中需要确定债权、发现财产、评估作价、出售变现等多个环节，而这些皆需要依靠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代理。因此中介机构的作用正在日益凸显，并且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没有足够多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没有中小处置机构，处置的渠道太窄，这就是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现实，解决的方法就是必须吸引更多的机构进入这个市场。

　　不良资产的评估与处置是一项技术性非常强的业务，在债权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市场发展不充分导致参照系缺失的现实下，内部人上下其手的空间自然疏可走马。较之违法违规更糟糕的情况是，交易各方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分歧大于共识，这不仅体现在价格的认同上，也体现在操作程序、评估方法等基础的价值认同上。

　　由于缺乏基本的评价工具，也造成了

审计署与被审计对象各执一端、是非难辨的现象。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副总经理黄冬生就表示，资产处置的定价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很难简单地以道德标准来进行衡量。

　　如何解决评估方法上的缺陷？通过多层次的竞争和严格规范的招标拍卖制度，通过市场来最终给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不良资产定价。

　　不良资产处置良性机制的形成，从来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惟有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构筑流动良好的二级市场，使资产管理公司成为真正市场化运作的主体，才能跳出低效率的简单剥离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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