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的言论是否真的符合邓小平理论

　　韩强

　　2005年12月30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发表文章说：

　　近一年多来某些报刊刮起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先是几个自命“草根经济学家”批判“主流经济学家”。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有不同学术见解，平等地 百家争鸣，都是完全正常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所谓主流、支流，更无贵贱之分。那么什么叫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官方采纳的经济学。因为官方采用了，在公众心目中成了主流。今日中国，支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草根经济学家”们著文自诩“改革反思派”，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的改革”。原来，他们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改革开放是断然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刘吉：《经济学家绝不能靠民意调查和外行人认定》2005年12月30日《英才》)

　　2006年1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瞭望》周刊发表文章说：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中国改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上滋生了某些值得关注的否定改革的思潮。对改革不同方略的争论本是正常的，对改革中的问题也应该进行反思(而且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借“反思改革”来否定改革基本方向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有的传播怀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言论和情绪，有的甚至想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虽然有些具体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其中某些合理成分也值得吸取，但是，贬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力求重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这种思路是不能认同的。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操作，则会使改革出现“左倾化”的倾向，以至回到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上去。在承认“以人为本”，并使人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尊重的中国，回归这条“抹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老百姓能答应吗？

　　2006年1月皇甫平在《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他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财经》杂志还特别说明：《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同时经济学家梁小民也发表文章说：八九年之前，中国改革实际上是按市场化的思路进行的，而且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春节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保守派借“八九风波”用“姓资姓社”这样一个伪问题，企图倒退回计划经济。多亏小平同志识破了他们复辟倒退的阴谋，带领中国正大光明地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方向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快了，老百姓的春节更有滋味了，但不等于保守派认输了。(《梁小民：春节话改革 鼓吹停止改革是祸国殃民》2006年1月25日《英才》)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思路，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谁批评他们，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就是反对邓小平，谁就是反对市场经济，谁就是倒退。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在逻辑上混乱的，而且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第一，从经济学家内部看，吴敬琏教授一直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市场经济”是全称概念，“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是特称概念。因此反对“坏的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反对“市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对虚高医疗费、教育费、房价的批评，是反对“坏的市场经济”，因为把医疗、教育等公益事业泛市场化，不符合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惯例，房地产的虚高价格，不但普通百姓难以承受，而且造成了大量长期贷款，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三高”影响了内需，造成了经济的瓶颈。

　　第二，梁小民说“姓资姓社”是一个伪问题，这是公开歪曲邓小平理论，因为邓小平同志只说过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不是“姓资姓社”问题，对于改革的大方向，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看一看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73页)

　　第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不要空泛的争论，要在实践中检验，特别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还说的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

　　第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手段是操作方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由此可见，方向路线上确实有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具体方法要灵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同志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而是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然都是手段，那么两种手段都可以用，可以同时用，所以才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另写文章分析，而且我们首先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性究竟是什么？表现在哪方面？因为早在在1891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向计划性发展了，后来列宁也多次指出这一点。这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不是对立的。但是，这里必须注意，“经济计划”(准确说应该是经济计划)与“行政命令经济”是有严格区别的，我的基本观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主要是宏观调控和国家推行的产业政策，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一系列的公共政策。

　　我们再看邓小平同志的论述：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

　　这就更清楚了，邓小平同志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非常明确，这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大问题。梁小民说“姓资姓社”是一个伪问题，这是公开歪曲邓小平理论。梁小民说把“企图倒退回计划经济”，“复辟倒退的阴谋”，这更是逻辑的混乱。

　　从逻辑上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那么所谓“复辟”又从何说起呢？按照梁小民的逻辑“姓资姓社”是一个伪问题，那么所谓“复辟”又从何说起呢？

　　刘吉、常修泽、皇甫平都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我们还是看一看邓小平同志是怎样说的吧：

　　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的是老革命家邓小平同志太高明了，好象他早就知道改革要反思，所以，他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总结经验就是要反思，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所以，针对的当前的现实，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必须赶快改。

　　邓小平同志时刻关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和国家制定各种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里，我们向常修泽同志请教一个问题：顾雏军收购科龙是不是“伪市场经济”？如果是，您为什么还要参加顾雏军的纪念大会？

　　2004年8月郎咸平公开挑战科龙，郎顾之争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只说一件事：10月20日在“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的与会成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副所长张文魁，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常修泽，产业所副所长胡春力，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卢东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等，他们都是来自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的重头人物。(《顾雏军回应“七板斧”质疑》2004年10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

　　至今，这些经济学家对此不做任何反思，这又如何解释呢？说老实话，虽然我不同意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作为学者，我还是对他们集体在科龙大会上亮相，很吃惊，很惋惜，觉得太冒失了。除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副所长张文魁同志声称长期跟踪写过研究报告之外，其他同志真的了解顾雏军收购科龙的情况吗？有人评论这是是为了理念，那是什么理念呢？这些同志喜欢民企，喜欢民企也不至于去为顾雏军去造势呀！那么多民企，好的也很多，为什么非要参加科龙的纪念会呢？就算参加了，为什么还要挂上官衔呢？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正是这次集体行动，影响了某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刘吉说：经济学家绝不能靠民意调查和外行人认定，这话有道理，应该说，是经济学家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决定他们的声誉、公信力。这不能怪民众对他们有疑问。

　　最后，我们请提倡性“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的皇甫平同志读一读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段话：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379页)

　　请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皇甫平同志给大家解释一下，提倡“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是不是违反邓小平“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基本立场。看了皇甫平同志那篇《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2006月1月17日《东方网》)，确实让人吃惊！

　　我们希望一些学者不要对邓小平讲话断章取义，只从中抽取一些词句，随意解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邓小平同志的拥护者，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还是应该认真学习，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对照一下，看一看自己的言论是否真的符合邓小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