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温州的温言与冷语

　　人们并未从道德维度出发过多苛责“温州炒×团”，因为今天的社会对资本的本性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宽容。但同样出于这种理解，温州经济的前景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冷评

　　文/张 锐

　　英雄不问来处。财气四溢的温州人对于他们的过去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复杂感情。曾 几何时，当温州商人将一双双“假皮鞋”、“假皮包”玩命地抛向市场时，“每个毛细孔都滴着肮脏东西”的温州资本的狰狞面目也大白于天下。在社会的凌厉诘问与拷打之中，温州人开始痛苦的反思与纠错，并以自己诚信的品质、优质的产品换回了良好的舆论口碑。如同中国市场之大可以包容八方产品一样，而后温州资本也受到了全国各地争先恐后的接纳。资料表明，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达1800多亿元，创办的工业企业有18000多家，创造的GDP高达800多亿。温州资本在尽情收获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强大身躯和真实力量拉动着异地经济的一路快走。

　　关于“炒”的道德与制度评价

　　然而，当浩浩荡荡的“炒房团”开进全国大中城市并引起当地

房价异动，当摩肩接踵的“炒煤团”袭入山西并引来媒体的诘问，当一个又一个的“炒车团”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绝之后……温州资本被再一次赤裸裸地撂到了公众审视和拷问的台前。温州资本在

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温州资本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黑金”等各种质疑和批判声不不绝于耳。

　　温州人至今对舆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炒”字耿耿于怀，甚至讳莫如深。在他们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用自己手中的钱投资资源和要素市场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正当行为。因此，说温州资本故意炒作市场是对其的一种误解。

　　的确，温商在中国是最为市场化的一个群体，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从这一点上说，温州资本的投资行为无可厚非。然而，经济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与追求并极有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和“非帕累托现象”早已经成为经济学诟病的核心话题，并在实践中为各国政府所不允。不错，资本的天然本性就是逐利，但正是由于这种特征才决定了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于社会。温州人可以尽情地寻找和发挥资本的增值渠道，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的非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这一角度审视，如果任由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在市场上狼奔豕突，其势必造成的经济恶果可能要社会为之埋单。

　　理论上的推演需要客观事实的支撑，温州资本也必须正视公众的声音和接受社会的评判。以“炒房”为例，从温州市政府率先出台征收高达20%的消费税政策以限制购买第二套住房，到这一政策如今为广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复制，及至宏观层面通过“国八条”、提高房贷利率等举措控制房市投机和炒作，温州人不能不对手中的资本进行重新掂量。

　　对于温州的一般投资者而言，认识到个体与社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也许需要假以时日，然而，当“温州‘炒煤团’都是哭着离开山西”的最新报道跳入江浙的学者与决策者面前时，他们在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恐怕也并不轻松。

　　否定媒体给温州人标上的“炒煤团”符号，从浙江省的最高层到温州的经济学者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温州本地十分有名的经济学教授马津龙认为，民间资本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其意义不在资本获利与否，而是告诉人们，这些领域的民资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专门组成的赴山西调查组所形成的名为《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因此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适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资本跨区域流动形成的所谓“炒风”，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习近平称，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所在地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为温州资本打气和正名的导向昭然若揭。

　　实际上，导致诸多力量在“炒煤”问题上认识差别的结果在于各自的最终指向不同。媒体所关注的是煤炭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温州经济学者强调的是民间资本的制度变革性作用，地方政府着重描述的是经济效益，而国家宏观层面则十分注重煤炭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平心而论，如同将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归咎于“温州炒房团”一样，视近两年煤炭价格的上涨为温州资本“炒作”的结果则有失公正。毕竟当前的煤炭市场与房产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结构。在商品房市场，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明显过剩(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8%、局部地区达20%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房产价格的上涨肯定带有人为的炒作因素。但是，我国的煤炭资源需求却存在着供给严重不足的刚性约束，这种市场生态必然导致其价格的上扬。当然，我们还须指出，煤炭行业从来都不是资本的独立游戏,因此对于“外部性”十分强烈的煤炭资源开发，显然不能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作出评估，而应该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进行综合性考量。

　　全面地分析，成长中的温州资本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投入到它身上的各种评判就再正常不过了。而正是在社会力量对其作出褒和贬、抑与扬的认知中，温州资本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

　　关于“危机”的一种分析

　　在

中国经济改革的坐标图上，温州资本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经济民营化力量的标杆抑或旗帜，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的历练之后，温州资本也许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而社会也会在对其作出客观的评鉴中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作为2006年外界抛向温州资本的第一个“苹果”，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日前携带着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到温州的热情推介让当地的民间资本怦然心动，同时客观上也给刚刚遭遇炒房不利、炒煤受困的温州资本打开了一扇亮窗。在许多温州投资者看来，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可能是温州资本的“最后晚餐”。包括中驰财团和温州最大的汽配企业冠盛汽配公司在内的100多家温州企业正在摩拳擦掌，并准备近期进京考察。

　　温州资本热心北上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并不只是资本跨区域转移的简单意义，在某种程度是温州资本趋向成熟——放弃了从前的盲动与冲动，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引导的标志。如果能够在实业领域踏实运作，温州资本可能实现第二次腾飞。但是换一个角度，温州资本的跨界流动又会呈现另外一些意义。

　　从理论上说，资本跨界流动对于流入地而言，可能会产生资本的“洼地效应”(资本流入越多，越能改善经济环境并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但对于流出地而言，如果资本大规模的外迁，就会形成资本“空洞化”现象，最终削弱经济成长的原始力量。因此，如果借助以上关于大量温州企业将北上的背景烘托，温州资本已经存在的“外逃”迹象就被进一步放大。

　　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温州目前的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涉及的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天正，温州休闲服业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阀业的龙头凯泉集团、人本集团等。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

　　资本如泄洪般的外移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重新思考，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温州企业本土生存环境的审视。尽管温州的决策层并不承认当地资本的流出是“外逃”而是“外扩”，但有一点值得思考，在过去20年，温州经常能看到外地政府部门组团来招商，但温州吸引的外资只有6亿美元，而且到目前为止，温州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的外资企业。

　　当然，我们完全相信发端于本土的温州企业暂且可以支撑起温州经济的大盘，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在资本大量流失且一旦出现外部经济成分补充不足的情况，温州还能持续辉煌吗？

　　鉴于这种危机感的压迫，温州决策层必须酝酿吸引外迁资本“回流”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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